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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些人所计划的银行抢劫案，其实都不曾发生过。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埃尔津詹和客玛之间有一座城镇，名叫小切鲁赫，那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确切的日期记载在其中一本刊物里。暴动发生后，原本执政的地方首长被一只掉落的花瓶打破脑袋，当地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发行一张有鸽子图样的粉红色邮票，出版了一份纯诗文的日报，眼镜商和药剂师免费发送眼镜给弱视的镇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进了小学的暖炉里。然而，正当小镇通往文明城市的桥梁即将破土动工之际，政府的阿塔图克军队却已抵达当地，控制了整个局面。于是，在牛群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肮脏的膜拜垫之前，他们已经揪出了乱犯，把他们一串串挂在小镇广场中央的橡树上。事实上——赛姆在地图的小符号中指出谜之所在——不仅根本没有一个城镇名叫切鲁赫，不管是小切鲁赫还是别的，甚至那些鼓动叛变、被人民视为传奇之鸟般歌颂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韵或词语反复的诗词里，他们翻检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个有关默哈玛特·伊玛兹的线索（关于一件在温瑞尼叶发生的凶杀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时间）。他们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报道，里面的文句像是国产电影一般剪了又接起来，断断续续，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故事的结局。
07卡夫山中的文字（4）
中途有一段时间，卡利普从桌边起身打电话回家，口气温柔地告诉如梦他会在赛姆家工作到很晚，要她别等他，先去睡。电话在房间遥远的一头，赛姆和他的太太向如梦致上问候，自然如梦很亲切地回复。
他们继续深入游戏当中，寻找化名，拆解意义，再用它们组成字谜。这时赛姆的太太回房睡觉，留下两个男人独自在客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一叠叠的纸张、期刊、报纸和文件。早已过了午夜，伊斯坦布尔沉浸在雪夜的魅惑静寂之中。卡利普埋首于眼前惊人庞杂的藏书堆，继续钻研各种排版和拼字错误。这座赛姆总以含蓄口吻形容为“太不完整，太不充分”的数据库，主要由各式传单组成，这些字迹模糊的纸张想必是用同一台油印机大量复制，在烟味弥漫的大学餐厅里散发，雨天里示威抗议时在挡雨棚间传阅，在遥远的火车站内流通。正当卡利普沉浸于纸堆时，赛姆从另一个房间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他说“非常罕见”的论文，并以一个收藏家的骄傲展示给卡利普看：《反伊本·佐哈尼或脚踏实地的苏菲旅行者》。卡利普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线装书，页面上的内容还是用打字的。“写这篇论文的人住在开塞利省的一个小镇里，那个地方小到连中型土耳其地图都没标出来，”赛姆解释，“他爸爸是一个小型道乘堂＇1＇###教苏菲派的修道院。＇1＇的师父，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宗教与苏菲神秘主义的熏陶。很多年后，他开始读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佐哈尼的书，《失传奥秘的内在意义》，他一边阅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写批注，想要媲美列宁研读黑格尔的做法，写下洋洋洒洒《唯物论》的评注。接着，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抄写下来，引申扩充其内容，并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种实证说明。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笔记当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无比艰涩深奥难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解说其意义。最后，他把这两篇东西当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样，打字整理好，全部编辑在一起，然后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写的‘编者的话’。在书本的头三十页里，他补充了个人的心路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后来的革命生涯。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当作者在小镇墓园里漫步时，顿悟到一件事，原来西方称之为‘泛神论’的苏菲神秘主义，和作者从自己那位身为苏菲师父的父亲身上所得出的哲学‘实物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漫步在墓园里，穿梭于吃草的绵羊与熟睡的幽魂之间，他抬起头，看见高耸的柏树林中有一只熟识的乌鸦，原来多年前他也曾在这个地方见过它——你知道土耳其的乌鸦可以活两百岁吧？——然后他才明白，这只长翅膀的大胆飞禽，人们所谓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这个模样，永存不朽，同样的头和脚，同样的身体和翅膀。于是他亲手在装订好的封面上画下了这只乌鸦。这本书证明了，任何一个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须同时是自己的鲍斯威尔，为自己的约翰逊写传记＇1＇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辞典编纂者、作家，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04—1795）曾为其写作传记。＇1＇；同时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2＇艾克曼（Eckermann），德国诗人、作家，歌德晚年的挚友兼助手，著有《歌德谈话录》。＇2＇。这本书他总共打字装订了六个复本，我打赌国家调查局的数据库里一定连一本也找不到。”
仿佛有一个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里的两个人与那本乌鸦封面作者的距离，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们卷进那段往来于小镇的房子和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五金行的忧伤、平淡、孤立的生活。卡利普很想说：“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字母，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只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所有救赎的希望，所有受尽了屈辱折磨后的回忆，所有以血泪写下的希望与回忆，都诉说着单纯的一个故事。”多年来，赛姆像一个渔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网，拉起了这满室的报告、期刊与报纸，他知道自己已经捕获了那一则故事，它就在这一堆庞杂的收藏里。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在这些分门别类堆积如山的数据里，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则简单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遗忘了开启它的通关秘语。
当他们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运地撞见默哈玛特·伊玛兹的名字时，卡利普却开口说这只是个巧合，而且他实在该回家了。但赛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期刊里一切都不会是巧合——现在他称呼它们为“我的期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卡利普发挥超乎常人的努力，两只眼睛像放映机似的转呀转，从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寻默哈玛特的踪迹。他发现，默哈玛特·伊玛兹曾经改名为阿哈玛特·伊玛兹。接着，在一本封面画着鸡群与农夫在一口井里翻搅的杂志里，阿哈玛特·伊玛兹又变成了玛特·恰玛兹。很轻易地，赛姆推断出马丁·恰玛兹和非瑞特·恰玛兹也是同一个人。与此同时，这个笔名已放弃了写理论文章，转而编起歌词来，供人在结婚礼堂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吟唱，伴随着弦乐器的声音和香烟的烟雾。不过他也没有在这一行待太久，因为一阵子后他又换了一个笔名，宣称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个人都在为警察工作。再下来他变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经质的数学导向经济学家，致力于破解英国学院院士的刚愎性格。然而，他毕竟无法长久忍受黑暗阴险的学术腐败。赛姆踮着脚尖走进卧房，拿出了另一批杂志，胸有成竹地从里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在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里，这家伙改名为阿里·瑟伦，详细叙述在一个美丽的未来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石板路将继续铺着石头，不会被柏油所覆盖；浪费时间的侦探小说将会被禁，而故弄玄虚的报纸专栏也逃不过同样的下场；叫理发师来家里剪头发的习俗将被破除。卡利普往下读到教育的问题，文中提到为了预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见的洗脑，孩童的教育应该委派给他们住在楼上的祖父母，看到这里，卡利普不再怀疑笔名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他痛苦地领悟到，如梦曾与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忆。相同的这个笔名出现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书上介绍笔名的主人是一位数学教授，任职于阿尔巴尼亚研究学院。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下方，明明白白地，没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梦前夫的名字，静默而僵直地嵌在纸上，像是厨房里一只被陡然扭亮的灯光震慑住的虫子。
07卡夫山中的文字（5）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赛姆欢欣鼓舞地说，“除了书写。”
他再一次踮起脚尖走进卧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两个塞满期刊的萨那人造奶油纸箱。“一个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分离派系发行了这些刊物。我要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开了谜底。我觉得它跟你在寻找的东西有关。”
他重新泡了一壶茶，从纸箱里拿出几本期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桌子上，作为待会儿说故事时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开始叙述，“我正在翻阅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干部及其领袖恩维尔·霍查＇1＇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统治长达四十年。＇1＇所发行的杂志（当时流通的共有三种刊物，彼此间势不两立）。当我翻开最新一期《人民的劳力》想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主题时，忽然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报道新成员入党的表扬仪式。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在这个禁止所有共产主义活动的国家里，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竟敢公开歌颂新成员入党，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小型的左派分离派系为了生存，都必须冒着危险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类似的报道，好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张特别强调画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说明，至于那张照片，中央是一群吞云吐雾的党员，看似在进行什么神圣的仪式，此外还有恩维尔·霍查的海报，以及几位诗文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