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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大战的序曲
庆长五年（1600年）六月，出兵讨伐上杉景胜的德川家康从伏见出发，七月进入江户城。家康行动迟缓，等待各地大名的消息，很明显的，他相信上杉景胜定有呼应者，所以不忙着出动自己的关东军主力，而要让奥、羽、越和北关东的大名们去打头阵，以牵制上杉军。
果然，七月十一日，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安国寺惠琼等人在佐和山城密议，次日五奉行即连署书状，细数德川家康十三项大罪，推毛利辉元为主，请他入居大坂，号召天下诸侯统合在辉元的旗帜下讨伐家康。很快，大军就聚集起来，首先进攻伏见城，杀死了家康的重臣鸟居元忠。
这时候，德川家康正在下野小山城大会诸侯，得到鸟居元忠的急报，立刻统率主力南归江户。且说这位元忠，大过家康两岁，从小侍奉家康，受封下总矢作四万石的领地。据说家康挥师东进之时，已经料到三成等人将会举兵攻打伏见，于是和驻守伏见城的元忠做了最后的诀别。
七月十五日，响应五奉行号召的备前大名宇喜多秀家亲率四万大军包围了伏见城，而鸟居元忠麾下只有一千八百人而已。众寡如此悬殊，就算伏见是丰臣秀吉亲自规划的难攻不落之坚城，城中物资储备又很丰富，也是很难守住的。八月一日，在身为甲贺水口城主的奉行长束正家的联络下，伏见城中的甲贺众打开了城门，大军汹涌杀入，鸟居元忠切腹而死。
石田三成所以敢于举兵讨伐德川家康，除了家康率领武断派大名们远征上杉氏，畿内空虚外，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三成终于说服了“五大老”中的两位——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同时他还派兄长石田正澄等人在尾张爱智川阻拦陆续赶往东国的各地大名，截留下许多兵马。就这样，以毛利辉元为名义上的领袖，以石田三成为实际核心的多达十万人的强大军势编组完成，史称“西军”。
与此同时，陆续赶到下野小山城集结的诸侯部队则受到德川家康的笼络。据说家康貌似很宽厚地说道：“各位的妻女都在大坂城中做人质，恐怕现在已经落到了叛贼三成手中。我决定要不顾生死讨伐叛逆，你们是去是留，完全自主决定。”诸将乍闻此讯，不禁面面相觑，无所适从。沉默中，最为痛恨石田三成的武断派领袖福岛正则突然起身发言，表示愿意拥戴和协助家康，随即山内一丰也站了起来，竟然声称要将自己的居城挂川拱手相送。
山内一丰本是岩仓织田家的重臣之子，岩仓灭亡后跟随了织田信长，转而出仕丰臣秀吉，他可以说是尾张系大名中资格最老的人物。一丰见风转舵，毫不犹豫地献出主城，这已经不算是服从家康了，而分明是表态要臣服于德川氏。于是，在福岛、山内二人的鼓动下，除了信浓上田城主真田昌幸和美浓岩村城主田丸忠昌两人外，诸将全都留了下来。
家康下令征讨上杉氏，匆匆忙忙赶来巴结和相助，速度最快，没在爱智川被截住的，大多是丰臣系武断派大名，他们不一定看好家康，但一致地痛恨三成。就这样，组成了以德川家康为领袖，以武断派大名为主力的十余万大军，陆续转头向西进发，史称“东军”。
战争初始，西军在战略上占有主导权，石田三成说服美浓岐阜城主织田秀信（即织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站到自己一边，关闭了东山道的大门，他分兵镇压畿内和近畿各城，打算在广阔的浓尾平原上和东军展开决战。
而东军方面则兵分两路，南线走东海道，以福岛正则为先锋，家康居后策应，中线走东山道，由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率领德川军主力三万八千人向西挺进，打算合攻美浓。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军一着棋错，几乎满盘皆输。且说西军主力的进攻方向乃是伊势国，意图彻底平定伊势，解除后顾之忧后即突入尾张，与美浓岐阜城南北呼应。八月五日，毛利秀元、吉川广家统率三万大军进攻伊势国的中心城池安浓津，激战中，城主富田信高之妻身批黑红色的铠甲，手持片镰枪冲杀出来，竟然刺死了毛利秀元麾下大将中川清左卫门。因为守军如此英勇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