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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系统放在首要位置上，均要求在开战的时候就使其瘫痪，至少要使其部分瘫痪，然后再考虑在适当的情况下对美国本土进行战略打击，迫使美国当局在进行战争动员之前就宣布战败。
如此一来，双方的领导人都得为自己留条退路。
说直接一点，就是提高战略防御的门槛。
正是如此，2045年财政年度，共和国当局就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追加了7500亿元的额外拨款，要求在第三阶段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加强战略防御系统的抗打击能力，具备在天基防御系统遭到突然打击而全面瘫痪的情况下，由地基、海基与空基防御系统对来袭的战略弹道导弹与核弹头进行全面拦截，确保本土安全。毫无疑问，7500亿元肯定不够，在随后几年间，共和国每年为此拨款近万亿元，在2049财年度的拨款超过了1万亿元，而2050与2051年财年度的预计拨款分别为11500亿元与13000亿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2055年初，共和国的战略防御系统就将具备“再次防御能力”。
毋庸置疑，美国当局的行动更加积极。
因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进度一直比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慢，所以在2044财年度，美国当局就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追加了大约2000亿元的特别拨款，并且在随后几年间每年追加数千亿元的特别拨款，要求在2054年底，最迟不得超过2055年3月底之前形成“再次防御能力”。
由此可见，“再次防御能力”成为了战略防御系统作战能力的重要指标。
当然，共和国与美国均选择在2055年初让战略防御系统形成实战能力，肯定有理由。
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伦敦条约》对第二阶段削减计划的要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2054年底，也就是《伦敦条约》规定的第二阶段削减工作完成的时候，共和国保有的核弹头数量为1225枚，能够用于首轮突击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900枚，而美国保有的核弹头数量为1323枚，能够用于首轮突击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750枚。由此可见，哪怕双方的战略防御系统的“再次防御能力”只有正常情况下的三分之一，也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拦截对方发射的全部核弹头。事实上，共和国与美国对战略防御系统的“再次防御能力”的最低要求都是达到正常情况下的三分之二。如此一来，哪怕构成“再次防御能力”的拦截系统中有一半瘫痪，也能完成拦截任务。
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保险系数了。
虽然谁都知道，就算战略防御系统发挥作用，确保两个超级大国本土，乃至部分重要盟国的绝对安全，也会对人类文明构成重大打击，比如外层空间的绝大部分人造设施都将成为战争中的打击对象，或者被那些在外层空间引爆的核弹头摧毁，但是从超级大国本身的安全来看，只要本土不会遭到打击，而且周边地区的主要盟国也不会遭到打击，那么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牺牲部分利益来击败对手，绝对是可选手段。
更重要的是，只要盾牌足够坚固，就能让对手在是否使用长矛的问题上有所犹豫。
换句话说，如果能够让对手认识到，使用长矛不但不能赢得胜利，还将遭到更加残酷的报复性打击，并且因此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美国，都得在实战中有所顾虑。
从大国斗争的角度看，只要有一方在使用核武器的时候有所收敛，就能对另外一方产生影响，从而使双方都有所顾虑。
用一些西方国际战略专家的话来说：美苏冷战期间，依靠双方足以将地球毁灭上百次的庞大核武库维持了世界和平，而在中美冷战期间，维持世界和平的不再是核恐怖，而是战略防御系统。
因为战略防御系统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工业生产力、经济综合实力、国家意志等各种与国家综合实力有关的重要因素的直接体现，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在战略防御系统领域的竞争，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终极斗争。
正是如此，才会根据双方战略防御系统的建设进度来猜测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战略防御系统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才会使世界大战变得不可避免。
不管怎么说，地球容纳不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家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国家间的矛盾。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27章 世界大战
面对”世界大战”这个话题，颜靖宇没有沉默多久。
“如果爆发世界大战，我们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得看在什么时候爆发。”
颜靖宇问得直接，裴承毅回答得干脆。
看了裴承毅一眼，颜靖宇笑着摇了摇头。裴承毅也笑着端起了咖啡杯，消灭掉了来到元首府后的第三杯咖啡。很明显，“世界大战”这个话题，两人已经讨论了不止一次，而且每次都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对平民百姓来说，“世界大战”只是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
在共和国高层，“世界大战”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好多年的话题。
早在颜靖宇上台之前，共和国高层内部就在“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争执。虽然没有哪家新闻媒体对此做过报道，共和国当局也没有透露出任何信息，但是在2042年到2044年的3年间，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军事委员会连续3次提出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追加拨款，结果连续3次被顾卫民否决，直到2045财年度，随着新一轮换届选举临近，顾卫民才批准了高达7500亿元的追加拨款。由此就看得出来，共和国高层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非常严重。
事实上，最大的分歧不是会不会爆发“世界大战”，而是要不要为此做准备。
在2047年之前，其主导作用的是“怀疑论”。即以顾卫民为首的众多共和国高层领导人并不否认“世界大战”的必然性，却坚持认为不会在2065年之前爆发，因为作为前提条件的《伦敦条约》要到2064年底才全面生效。在顾卫民等人看来，虽然强大的战略防御系统能够给国家带来足够高的安全系数，甚至能够保护部分盟国，但是战略防御系统也是军事系统，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本土安全。而共和国与美国对本土遭到打击的承受能力几乎为零。如此一来，只要核武器还没有被彻底销毁，只要核威胁还存在，不管是共和国、还是美国当局都要充分考虑战略威胁，也就会在“世界大战”之事上有所收敛。受此观点影响，顾卫民等人认为，共和国没有必要在2055年之前为战争做准备，而是应该在此之前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推动技术进步，夯实基础。
严格说来，这种观点本身没有错，只是在战争预判上有问题。
与之相对的则是“现实论”，而这一论点的主要支持人就是颜靖宇，以及共和国军队的主要将领。在颜靖宇等人看来，2041年的中东战争使共和国与美国的矛盾浮上水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逐步由间接模式转变为直接模式；在任何一个国际热点问题上，共和国都有可能与美国兵戎相见，任何一场地区战争都有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如果共和国不能及时为战争做好准备，不但会使美国在国际争端中更加肆无忌惮，还会使美国当局在特殊情况下铤而走险，主动引发“世界大战”；不管是为了在战争中取胜，还是为了遏制战争，共和国都应该尽快为战争做好准备。正是如此，在2042年到2044年，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军事委员会才会连续提出为战略防御系统追加拨款，并且在2045财年度用换届选举向顾卫民施压，为战略防御系统争取到了高达7500亿元的追加拨款（这笔特别预算的相对金额并不高，共和国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80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为88万亿元，财政预算为106万亿元，其中国防预算为12万亿元，追加拨款仅相当于中央财政预算的0。71％或者国防预算的6。25％。
问题是，在2047年前，“世界大战”基本上就是顾卫民与颜靖宇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讲，顾卫民支持“怀疑论”，不是说不清楚“世界大战”对共和国构成的巨大威胁，也不是反对为“世界大战”做准备，而是害怕因此影响到由他亲手推行的“青山绿水工程”。换个角度，颜靖宇支持“现实论”，也不是认为“世界大战”一定会在他的任期内爆发，也不是反对顾卫民的国家战略计划，只是想通过与顾卫民截然相反的论调，获得军队与部分代表的支持。可以说，“青山绿水工程”没有能够在顾卫民的任期内全部落实，需要由颜靖宇来收尾，与2045年到2047年间的军费追加拨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3年的军费追加拨款原本应该用在该计划中，甚至可以说，顾卫民积极扶持帅永康，与叶致胜合作都与“青山绿水工程”无法在他的任期内落实有直接关系，因为顾卫民并不相信，作为王元庆钦定接班人的颜靖宇会完成他的国家战略计划。虽然实际情况与顾卫民预料的并不一样，但是在2047年之前，颜靖宇也确实在与顾卫民唱反调。
由此可见，即便是颜靖宇，也不想轻谈“世界大战”这个话题。
或者说，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军人，以及那些希望发战争财的军火商。
要知道，早在2042年，也就是还没轮到国防部主宰大局的时候，“世界大战”就是共和国军队内部的头号话题。根据2047年总参谋部改制时公布的一些消息，以及散布到民间的一些传闻，在2042年后的5年间，总参谋部作战处总共制订了上千份与“世界大战”有关的作战计划。这一情况除了表明在2042年之后，共和国确实没有多少外来威胁，总参谋部的那些参谋闲得蛋痛之外，还证明了共和国军人的价值观，即军人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2047年之后，即被国防部“收编”后，虽然总参谋部不再积极制订战争计划，但是在袁晨皓的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