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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共和国安置、成为共和国公民的新闻。
除了战俘，美国还在半岛与济州岛驻军上与共和国产生严重分歧。
为了壮大声势，韦斯特伍德主动邀请日本加入谈判。
为了促成“三边谈判”，韦斯特伍德指使CIA在台湾策划“选举舞弊案”，以台湾问题为要求，逼迫共和国“就范”。
共和国不甘示弱，军情局在日本策划了“政变危机”，给CIA还以颜色。
搞到最后，在美国与日本均同意让朝鲜加入之后，共和国才做出让步，宣布以“四方谈判”的方式与美国、日本协商解决驻军问题。
这一轮对抗，败下阵来的还是美国。
虽然通过把日本拉入谈判，让日本站到前台，加深了共和国与日本的矛盾，但是让朝鲜参加谈判，等于美国变相承认了朝鲜的政治地位。
更让韦斯特伍德没有想到的是，“四方谈判”谈判开始后，共和国用“日本核问题”做文章，表示在“日本核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会在半岛与济州岛驻军问题上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更不会从大规模撤军。朝鲜也借此机会表示，“日本核问题”是朝鲜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朝鲜出于安全考虑，必须依靠共和国的军事保护，为共和国驻军提供全力支持。
闹到这一步，韦斯特伍德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按照美国新闻媒体的评论，韦斯特伍德的最初目的是借助半岛与济州岛驻军问题，让共和国在交还战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没能以此解决战俘问题，反而使西太平洋局势再度紧张。
韦斯特伍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作为精明的政治家，韦斯特伍德早就料到共和国想利用“核问题”收拾日本，日本却想依靠美国的力量牵制共和国。
利用“四方谈判”激化共和国与日本的矛盾，或许才是韦斯特伍德的真正目的。
果真如此，韦斯特伍德走了一步险棋，因为很有可能引火烧身。
村上贞正想到用台湾带动美国、牵制共和国，作为策划者的韦斯特伍德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不对日本有所提防。对韦斯特伍德来说，走出这一步，最大的担忧就是台海局势失控，美国再次被卷入由共和国主导的战争。
如果任由日本在台湾煽风点火，把局势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国肯定是受害者。
随着西太平洋局势逐渐升温，韦斯特伍德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
卷八 百年积怨
第23章 中国问题专家
布鲁德林与汤马驷到来，韦斯特伍德让秘书推掉了下午的安排。
国务卿布鲁德林不用多做介绍，CIA新任局长汤马驷特别值得一提。
按照美国的相关制度，CIA局长不属于内阁成员，新任总统既可以在就职前向国会提名新的CIA局长，也可以沿用CIA局长，或者在任职期间重新任命CIA局长（需得到国会批准）。一般情况下，新任总统都会在就职前后任命新的CIA局长。
韦斯特伍德在就职前提名乔治皮尔斯为CIA局长，获得国会批准。这位倒霉的CIA局长上任后不到1年，日本爆发“政变危机”，CIA遭到牵连，不得不主动辞职。随后在韦斯特伍德的支持下，汤马驷出任CIA局长。
汤马驷创造了CIA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比如是第一个非情报人员出身的局长、第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CIA局长等。在这些“第一”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以及在中国生活了25年的经历。
5岁时，汤马驷随父亲前往中国，在中国生活到30岁，才回国工作。
25年，除了让汤马驷能说一流利的普通话与上海话、取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之外，还让他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回国之后，汤马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专门替政府部门、国会机构、军方分析处理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汤马驷在40岁以前认识了包括韦斯特伍德在内的众多美国政界名流，获得了进入政坛的机会。
提汤马驷任CIA局长时韦斯特伍德向国会议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只有像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虽然无法确定这句话对国会批准汤马驷担任CIA局长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问题在CIA日常工作中所占的分量。
汤马驷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息“政变门事件”。
一年多下来，汤马驷成功处理了多起情报事件，能力得到肯定。
用外界的话来说，在韦斯特伍德的内阁成员中，汤马驷的影响力仅次于布鲁德林。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情报部门在最近加强了对日本地情报搜集力度。”大概在中国生活得太久。用词时汤马驷会偶尔用一些汉语词汇。比如说到国家名字地时候直接用地是汉语。而不是英语。
最初。韦斯特伍德与布鲁德林都不大习惯。久而久之。两人也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奇怪。“更多地迹象表明中国提高了对日本地防范与警惕。大概认为日本会采取某些过激举动。”
“过激举动？”布鲁德林冷笑了一下，“日本什么时候温和过？”
“不是以往地问题。而是新地问题。”汤马驷没有跟国务卿较劲，“上个月下旬。中国元首曾经在夜间前往总参谋部听取工作报告。虽然新元首有在夜间听取工作报告地习惯，但是在其前往总参谋部之前。很可能从情报部门、准确地说是从军情局长那获得最新情报。随后总参谋部举行了一次多兵种计算机模拟对抗演习。演习地具体内容还不清楚。只能肯定与元首突然听取工作汇报有关。此举表明。中国很有可能启动了战争倒计时。正在积极准备与日本开战。”
“会很快打起来吗？”韦斯特伍德问得很直接。
“谁也说不准，在中国的谋略里面，战争往往是最后才会考虑的手段。”汤马驷耸了下肩膀。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与普通的美国人很相似。“虽然获得的情报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微妙。‘四方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日本‘核问题’上做文章，多位高层领导在各种场合表达出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厌恶与反感。东方的思想观念与我们有很大区别，更加含蓄、更加内敛，不喜欢用直接方式表达对其他人或者某种事物的感受与感情。在我们看来，‘厌恶’与‘反感’是很普通的情绪，我们可以对一切不满意的事物感到厌恶与反感，但是在东方的思想观念中，‘厌恶’与‘反感’已经是非常强烈的情绪，甚至是严重不满情绪的直接表现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中国向日本发动战争的威胁等级提高一些。”
“不是一些，而是肯定。”汤马驷淡淡一笑，说道，“东方世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讲的都是一个‘和’字。按照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和平’、‘和睦’等等，更贴切的说，‘和’是东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在东方词汇中，‘和’与‘战’是一对反义词。由此理解，当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表达出‘厌恶’与‘反感’情绪的时候，战争就不远了。”
韦斯特伍德皱起眉头，朝国务卿看了一眼。
“如果中国准备对日本开战，会怎么做？”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见到总统与国务卿都开始重视，汤马驷来了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出师有名’，不兴‘无名之师’，用我们的思维来理解，就是在出兵之前谋求一个正当的、充分的理由。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么做。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中国在参与每一场战争的时候，都寻求了充分的战争理由。在东方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实力，而是‘道’。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义’。东方思想观念中，正义的一方必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非正义的一方必然失败。由此可以断定，中国领导人不但要为战争寻找理由，还要让中国成为正义的一方。”
“正义是可以创造的？”布鲁德林很是不解。
“在我们看来，‘正’是公理，不是由谁创造的。可是在东方世界，‘正义’是一种势态，将随时间、地点、敌人等等因素发生转变，因此‘正义’不是公理，而是某种可以利用有利条件创造的有利态势。创造‘正义’的过程，就是东方观念中的‘谋略’。”汤马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或许在我们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在东方世界，‘对’与‘错’既是事物的正反两面，又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只有在某种时期、或者某种局面下才存在‘对’与‘错’。”
“你的意思是，中国会想方设法的将日本逼入绝境，让日本成为非正义的一方。”
汤马驷点了头，说道：“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宁愿花上几年时间布局，也不愿意趁半岛战争取胜后的有利局面向日本开战的根本原因。”
“关键是，中国会怎么做？”鲁德林问得很直接。
“目前看来，只有一个地方能够满足中国主动向日本开战的所有条件。”汤马驷故意卖了个关子，说道，“如果日本插手中国内政，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侵略行动，中国就是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中国领导人也会……”
“台湾？”布鲁德林打断了汤马驷的话。
汤马驷点了点头，承认了布鲁德林的猜测。
“日本会这么做吗？”韦斯特伍德问得更有深度。
“问题就在这里。”汤马驷似乎对总统的反应速度非常满意，“虽然日本推行了上百年的西化政策，但是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东方国家，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村上贞正是一个非常精明的领导人，不但让日本成为了有核国家，还多次率领日本避开危机。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