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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木林子小学在屯的中间，那时候只有两间正房是教室。三间厢房一间是学校的办公室兼宿舍，余下的两间是杨木林子的保公所，保公所一般没人办公，只有一个姓刘的跑腿老头常年住在这里担任保丁和打更。
伪满洲国政府把小学建在杨木林子并不是因为这屯有个出名的地主范老闷，而是因为周边的五个屯子，杨木林子居中间，四外屯的孩子上学都走得近。
我到杨木林子小学的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两个多月了。残破的教室，破旧的门窗，缺腿的桌椅，七窟窿八眼的窗户纸在风中发出呜呜的响声。打更的刘大爷告诉我，这是他精心地看着，要不然恐怕连这个样子都没有。
面对满目狼籍的学校怎样才能尽快修好，能让孩子们早一点来上课，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首先给上边打了报告，要求拔点经费修理校舍。上边的回答是皇军现在关内战事正紧，经费已经用在军需上，没有钱。和保长研究叫四外屯的大户人家出点钱，大户们的回答是这年头连饭都要吃不上，哪有富余钱。看到孩子们有学不能上，满屯乱窜，我真是心急如焚。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收拾。
学校的东边有一个姓王的人家，家里有两个孩子在学校念书。老两口子家虽然不太富裕，但心肠却特别热。看到我忙里忙外收拾学校便主动帮我来打扫，同时又提出叫我到他家去搭伙（入伙）。这一下子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学校里没有食堂，吃饭也是我头疼的大事。
经过几天的忙活，学校收拾得勉强能开学了，于是由保里发下通知，定于下周一开学。
开学的那一天，中心校的赵校长，杨木林子一带的名人乡绅和孩子的家长都来参加开学典礼，场面非常热闹。可是当我一提缺少教育经费和学生们得交书本费的事时，人们都不吱声了，有的学生家长领着孩子蔫巴悄地走了。可是这事又不能不提，因为那个时候，教育经费不足，孩子们上学得有书本，这是任何学校都必须具备的。
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老天爷终于赐给我一个机会，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第 二十五 章 喜从天降
公元一九四四年的开春，伪满洲国政府传出消息：松花江水连年泛滥，政府体谅老百姓饱受洪水之灾的痛苦，准备抽调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固松花江堤。这件事本来是件造福于民的事。可是沿江的老百姓并不高兴，一来是这一动工修江堤，就要家家受摊派，给本来就生计难以维持的生活雪上加霜。伪满洲国的摊派是没有条件的，记得一到收摊派时候，村公所、镇公所、警察署的人都驾车挨家强收。没有钱、粮就拿东西。每次收摊派的回来，夏天马车上、冬天马爬梨上都装满了粮食和鸡、鸭、鹅、猪等。有些车后还五花大绑地拴着因交不起摊派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穷人，其中有的甚至以反满抗税罪被判刑入狱。二来这动工修江堤，就要派伙抓丁，而日本人拿中国的民夫根本就不当人看，干的是超负荷的重体力，住的是简易的工棚，吃的是橡子面的窝窝头。一旦被抓了民夫那是九死一生。修建著名的丰满水电站就死了上万民夫，人们都说小丰满哪，那是用中国人的白骨堆成的！三来日本人横行霸道，每到一处，烧抢掠夺强奸妇女，那时候的女人最怕日本人。因此，修江堤的消息一传出后，沿江的老百姓都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那些有没出阁姑娘的人家，更是惊恐万分，四处托人把大闺女嫁出去，那情景不亚于“九一八事变”那年。
正是在这个时候，法特镇中心校的赵校长捎信叫我去一趟，当时我还以为是为了学校的事。
第二天到了法特镇中心校后，赵校长简单地问了一下学校的情况。然后问我：“成家没有？”
“人走家搬，我是老哥一个。”
当时这么说倒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怕说了家，牵扯出我杀日本人当逃兵的事。
赵校长听后乐了：“王校长，我看你这人挺有上进心，我给你介绍一门亲事怎么样？”
“老校长别取笑我，我现在连学校都弄不明白，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哪有心思成家呀？”
“就是我的叔伯妹妹，黄鱼小学校长赵继武赵四爷家的二丫头。我们排行她老九，人称九小姐的赵玉莲。”
他的这番说完后，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这黄鱼圈老赵家我在谭屯的时候就早有耳闻。
老赵家在满洲国的时候是县里四大名门之一，家有良田百响。赵四爷这一股分家的时候虽然没有多少地，但却是名门望族。老爷子修身教学，是县上的大名人。大公子赵玉甫在法特镇开药铺，二公子赵玉珊在新京司令部当军官，是舒兰县境内的大人物，在老百姓的口中又是传奇式的人。在谭屯小学的时候，周校长就在闲谈时跟我讲过他的一件事。
有一年的秋天苞米穿穗的时候，赵玉珊从新京探亲回来，送他的汽车在法特镇外抛了锚。他下了车，站在车下一边抽烟一边看司机修车。忽然从法特镇传来“砰砰”两声枪响。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人晃着膀子骑着自行车，车后驮着一大包东西飞快地向这边骑来。后边有两个警察连撵带喊地叫着：“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就打死你！”然后又是两声枪响，子弹带着哨音从这个人的头上飞过，把他吓得一咧歪，一头攮到了壕沟里。
赵玉珊一见急忙过去把他扶了起来。这个人抬头一瞅，可高兴了：“您不是黄鱼圈赵四爷的二公子吗？”
“你怎么认识我？”
“我姓韩，家住韩家泡子，因为我这腿脚不好，人们都管我叫‘韩瘸子’。你小的时候我常上你家去，论辈份你还得叫我叔叔呢。这下可好了，你可得帮帮我的忙！”
“怎么回事呢？”
还没等他学，两个警察就追到了跟前，一个年岁大的气喘吁吁，两手拄着腿弯着腰大口地喘气；一个年青的冲上来照他的脸“啪啪”就是俩耳光。嘴里骂道：“我他妈叫你跑，再跑我就打死你！”然后抡起枪就要往他的身上砸。
赵玉珊一把按住他说：“哎，你怎么随便打人呢？”
这个警察说：“你他妈是干啥的瞎管闲事？”
赵玉珊“啪”地给他一个嘴巴：“瞎了你的狗眼，你说我是干啥的？”
那个年长的警察直起腰一瞅，只见他肩上中校的军衔在闪着金光，急忙“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后点头哈腰地说道：“长官，别跟他一样，这小子眼神不好，不认识长官您。我认识您，您是在新京司令部做事的赵二爷。”
“这个人犯啥法了？”
“这小子经常倒卖洋布，我们一直没抓着他，这次舒兰县宪兵在镇上设卡子，查走私物品。这小子看事不好撒丫子就跑，我们追到这不就碰到您老人家了。”
说着用刺刀挑开倒在壕沟里自行车后边的包袱，赵玉珊一看果然包袱里露出了几匹洋布。他瞅了两个警察笑着说：“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不就是几匹破布吗，犯得着这样吗？”
那个警察说：“长官您不知道，这几匹布在您眼里不算啥，在咱这小地方可就是大案子啦！”
“看我的面子放他一马吧！”
这两个警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年长的说：“长官，您这可叫我们为难了。要是平常您的面子我们哪敢驳呀，可是今天不行。日本宪兵叫我们一定抓住他，如果我们把他放了，这饭碗丢了不说，日本人翻了脸还不得把我们俩杀了！日本人翻了脸不认人的劲您也不是不知道吧？”
“这倒也是。”说完赵玉珊转身说那个叫韩瘸子的人，“你也是，干点啥不好！这倒卖洋布是犯法的，你非得干这买卖干啥？”
他苦着脸说：“大侄子，您身居高官不知道咱老百姓的苦啊！这年头勒大脖子的多，税又大，干啥也不挣钱，你说好人都挣不到钱，何况我这瘸子呢？没办法只能偷偷地倒卖洋布赚几个小钱养家糊口，我这一大家子就指望这点布。要是给我没收了，我这一家子可就全完了！”
说着说着，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赵玉珊寻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也不叫你们二位为难，这事我和宪兵说去，你们仨坐我的车走，到卡子上等我，我骑车随后就到。”
这时候司机修好了汽车，发动了马达，看到三个人上了汽车后，赵玉珊才蹬着车大摇大摆地向镇上骑去。
到了镇南卡子前，汽车早已停在那里，五个日本宪兵和几个警察正凶神恶煞地查着过往的行人。几个小贩模样的人愁眉苦脸地两手背在脑后蹲在道边，那两个警察正点头哈腰地和日本宪兵们说着什么。赵玉珊到了卡子后，停下车，掏出了证件递给一个日本的三等兵。他看完证件后“啪”地一个立正，把手一摆说：“开路开路的。”赵玉珊骑上车向镇中蹬去，汽车尾随在后边。
到了十字街后，赵玉珊下了自行车，韩瘸子也从汽车上下来，一拐一拐地走到赵玉珊跟前连点头带作揖：“我可得怎么谢谢你啊，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赵玉珊说：“乡里乡亲的，谢啥？不过我劝你以后这犯法的事可别干了，担惊受怕的。日本人不讲理，这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何苦呢？”
这件事当时传遍了法特地区，现在有的老人一提起赵玉珊还有滋有味地谈起这件事。
赵四爷的大姑爷在伪满法特镇日本人开的兴隆合作社当会计。那时候在日本人开的买卖里当伙计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就了不得了，何况是当会计，地位在当地来讲也算得上的。
赵九小姐我虽然没接触过，但在法特的集上也见过两次，那时候她在长春国民高等学校念书。
伪满洲国时候，女孩子念书相当的少。人们普遍重男轻女，多数人认为女孩子读书没啥用，长大了找个好人家就是福份，属于边远地区的法特这种观念更是严重。因此，念小学的女孩子就少，念优一优二的就更少，念国高的更是寥寥无几。在法特地区方圆百里内，念国高的只有赵氏家族的九小姐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