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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马瑞芳的话刚说完，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头戴毡帽的人来到我们面前问马瑞芳：“你是哪来的？”
“江东舒兰的，咋地？”
“不咋地，你跟我走一趟。”
“跟你走一趟，瞅你哪副德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我一看事不好赶忙站了起来问他：“你是干啥的？”
“你们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他掏出一个证件叫我看了看说：“我是侦缉队的，你们跟我走一趟吧，我有话要问你们。”
马瑞芳说：“跟你走一趟，误了火车咋办哪？”
“那我不管。”
“那不行！”
“六嫂啊他们是侦缉队的。”我说。
“他是真鸡队，我还是真鸭子队哪！我就不走能把我个老娘们咋地？”
他一听伸手就来扯马瑞芳的膀子，我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不能动她，有啥事和我说。”然后掏出证件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说：“证件没用这东西假的有的是，你们得跟我走！”
“你不能不讲理，她是我们师长随从副官的夫人。”
他瞅了瞅马瑞芳说：“你唬谁呀？师长随从副官的夫人就这副德行，纯牌像个屯子里的泼妇！”
这句话捅到了马瑞芳的痛处，她扯着大嗓门就喊了起来：“我这德行咋地啦？你妈还没这副德行呢！说这话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有个儿子没屁眼，有个丫头生不出孩子！”
那个人一听她撒起了泼可真急眼啦，掏出个警笛就吹了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过来五六个和他同样打扮的人，把我们围了起来，并且掏出了铐子。
正在这危急的关头，刘云龙领着他的六个警察弟兄来车站送我们，挤开人群来到我们面前。问了一下情况，对他们说：“你们侦缉队抓探子都抓红眼啦，这证件都不信，那你们信什么？这三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独九师随从副官的太太，一个是作战处参谋，这位是他的夫人。就这么三个人你们抠根刨底的没完没了想干啥呀？要立功请赏找真正的八路探子，你们纠缠起他们三个算啥能耐？”
这几个人看样子和刘云龙挺熟，其中一个领头的人说：“刘所长，话不能这么说。这八路的探子脑门也没贴贴，我们知道谁是啊？这三个你敢打保票？”
“我敢打保票，有事我负责！”
“那好，由你负责我们就不管了。”然后，他们讪不搭（难为情）地走了。
他们走后，刘云龙说：“这些个人哪，像神经病似的，看谁都像八路探子。真的八路探子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都看不着，头几天他们侦缉队还处理了两个放跑八路探子的人呢！”
马瑞芳一肚子怨气还没放出来，冲刘云龙说：“你说你管这个地盘都是些啥呀，乱码其糟的净出些格路的事！在我们家那块现在听都没听说过，人家八路军管理得可好啦！”
刘云龙四处瞅了瞅说：“这两军打仗正是乱年头的时候，你说话可得注意啊，要不就要惹麻烦。”然后从其他两个警察的手里拿过两大包东西递给我说：“我这官小，又是新上任的，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你们拿。这点吃的留着道上吃，多少是我的一份心意。告诉赵副官叫他以后到长春一定到我这来。”
第 七十二 章 战乱人家
这时候火车开始检票了，刘云龙领着他的弟兄们把我们送上车，安排好座位后才下车走了。
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
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
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玉莲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
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玉莲眉头直皱，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
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
玉莲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
“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
“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
“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
“你娘家在哪里？”
“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玉莲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发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
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
我瞅了瞅玉莲，玉莲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
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
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玉莲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
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
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
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
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
一个小男孩伸着小手畏畏缩缩对我说：“先生给我点吧。”这一下可坏了，这些小孩七嘴八舌说：“给点吧，先生！”看这些小孩眼巴眼望的样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从座底下拽出另一个包，打开后，这个一根麻花，那个一个烧饼，转眼功夫一包东西全分光了，没捞着的小孩还眼巴眼望地瞅着我。
这下子玉莲可不干了：“你这个人缺心眼咋地，你全都给分了咱们吃啥呀？”我这才想起来，可不是咋地，留点自己吃呀，但这东西也要不回来了，只好瞅着玉莲气鼓鼓的样子，坐在那里傻笑。玉莲叹了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心想不怪她不愿意，我这脑瓜子一热怎么全给人家了？
火车过了几站开始检票了。那时的火车没有列车员，只有车长和警察。车长负责摆旗发车，警察则是干列车员的活。两个警察进了车厢刚开始验票，那妇女着急忙慌地对玉莲说：“麻烦你太太，帮我照看一下孩子。”玉莲刚想问她“干啥去”，她起来就往车厢外走。刚上过道一个警察喊道：“你往哪走，老实呆着，验票了！”她无可奈何又坐了下来，瞅着那两个警察越来越近。
那时候火车上警察验票非常凶，对没票的人连打带骂，到站就把你撵下去。没票的旅客要想躲过这一关，只有给他们上点货。
妇女见到这种阵势知道自己躲不过去非常焦急，坐立不安。在警察快到了的时候跟我说：“先生，你们都是好心人，等一会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为难地瞅了瞅玉莲，她说：“讲情倒行，但不知知道顶事不？”
说话的空，两个警察到了我们的跟前，看过票后，问哑巴老头：“你的票呢？”老头没吱声。
妇女说：“他是哑巴。”
“你们是一起的？”
她点了点头。
“把票拿出来看看？”
她低下头没吱声。
另一个警察有点不耐烦了说：“叫你拿票没听着咋地？”
妇女扑通一下跪了下来说：“老总，我们没钱起票。”
警察眼睛一瞪说：“没钱起票坐什么火车！起来，起来收拾东西赶快下车！”
“老总，你行个好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叫我们下车咋走啊？”那个妇女哭着说。
“少跟我来这套，车上像你这样的有的是，我行好行得过来吗？”说着伸手就去拽那个妇女，哑巴老头一见“哇啦哇啦”地站了起来，用胳膊挡住那警察的手。
“你个老不死的，敢挡我的手？”回手就是一巴掌，正打在老头的耳朵上，打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