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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６．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７．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