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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白议员这么一喝，那李议员当下就没了声响。却见他灰溜溜地收起了钱袋，满脸通红地坐到了角落里。原来这白议员乃是香江商会的董事之一。与陈家还有几分姻亲关系。他这一发话，在场商会出身的议员当然是不敢再有声响。
面对这种架势，王夫之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自若。就他本人看来，刚才那李姓议员的本质，正如其所言，议会地基础就是一个“钱”，议会根本就没资格与内阁分庭抗礼。如果没有“钱”，中华朝的议会可能已经沦为了清议的场所，最终名存实亡。
“钱”这个无比粗俗地东西，却赋予了中华朝议会无上的权力与生机。对于一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王夫之却并没有责怪这种情况的意思。在他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功利性”保证了议会“天下为公”地原则。
正如戴建先前所言，不少人为世间“非忠即奸”的人，往往能言善辩，再加上那种令人激奋的“书生意气”，可谓极富蛊惑力。别说普通百姓了，就算是帝王，在面对这种人时都无法不心动。因为这些人确实是一心为公，也确实忠心耿耿。若在以前，光是这两条就足以让帝王破格提拔一些人了。然而，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再高尚的目标，如果在操作中没有实际地效果，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可能带来灾难。这一点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用血与泪来证明了。虽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这一类的前车之鉴，但相同的错误还是一再地被重复。毕竟是人总是会有欲望的，一旦帝王的欲望被挑动，那他就会被说动。
相比说服帝王一人，想要以能言善辩、夸夸其谈来说动由四、五百人组成地国会，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说三国时有诸葛亮舌战群雄，但当时的诸葛亮实质上要说服的也只有吴王一人而已。人越多，欲望也就越大，情况当然也就越复杂。因此国会往往更在乎的是实际的效果，而非冠冕堂皇的目标。这也使得黄向忠等人在国会之中注定难以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重视。
“而农，你说黄太冲那里会怎样对付黄向忠等人呢？”坐在八仙桌旁地戴建打断了王夫之的思路道。
“戴兄，你认为太冲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吗？”王夫之端起了茶碗幽幽的问道。
“以黄太冲得性格，他当然不会去同这样几个小角色计较。只不过，有道是一犬吠日，百犬吠天。”戴建说到这里故意压低了声音道：“而农你没发现吗？杨光先那伙人这段时间四处走动的特别勤快，而且他们的一些观点同刚才来的那三人也是大同小异呢。”
听戴建这么一说，王夫之不禁也跟着皱起了眉头。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道：“就算如此，陛下也不会允许任何一方胡来的。”
“恩，这倒也是。宁人抨击朝政这么多年，朝廷也没把他怎样。”戴建回头看了看顾炎武点头道。一旁的顾炎武却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地喝着茶。
“那是因为‘不以言罪’是我朝的立国之本啊。”王夫之颇有感触地说道：“一个人如果发表了侮辱、诽谤、煽动之类的言论，自然有朝廷的律法进行惩罚。但朝廷如果因为一个人与朝廷持有不同的观点，而治罪于其，则无疑是在防民于口。当然也就不会有我等现在国会论证的机会了。同样的如果一派政党因他人与其政见不同，就可肆意打压对方，则说明此党已然可以只手遮天。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头一个站出来阻止的就是女皇陛下。”
“而农你说得对，这正是陛下的英明所在啊。”戴建听罢连连点头道。其实他也十分清楚东林党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同女皇的庇护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否则依照中原历朝的党争经验，东林党早在十多年前就会被打为“乱党”了。
“说到底，还不是在为皇家的龙椅着想。”顾炎武咋了口茶水点穿道。
听完顾炎武的话语，王夫之与戴建二人面面相觑后，不约而同地都露出了苦笑。却听戴建叹了口气道：“宁人，你说话难道不能用一下敬语。”
“用敬语与不用敬语的区别只是修饰而已。反正意思还不都一样。相比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是而农刚才对黄老的看法。”
顾炎武说到这里，回过头向王夫之问道：“求中华朝的长生不老，而农你认为这世界上真存在长生不老的朝代吗？”
给顾炎武这么一问，王夫之与戴建都愣了一下，却见戴建当即便瞪着眼睛压着声音向顾炎武警告道：“喂，喂，就算朝廷不以言罪，你也收敛一点行吗，你这么问不是存心为难而农吗？”
“既然是治学，那当然就得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连核心问题都不敢涉及，那研究还有什么意思。”顾炎武瞥了一眼戴建后，又进一步问道：“既然说人寻求长生不老，是可望不可及的事。那一朝一代又基于什么能肯定能寻求得到永恒的统治？”
面对顾炎武不肯松口的追问，王夫之一瞬间也是思绪万千。不可否认，顾炎武的问题确实犀利，在一般状况下，实在是难以让人回答。但王夫之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一个答案。却见他低头想了想后，终于缓缓地呢喃道：“没有永远的中华朝，只有永远的华夏。”
王夫之的声音虽轻，但顾炎武与戴建却都听得真真切切。两人似乎都没想到王夫之会说这样的话。顾炎武更是低下了头，像是思考着什么。正当两人想向王夫之进一步探问时，屋外却响起了庄严的鼓声。原来是开会的时间到了。先前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的议员们顿时就打起了精神，一边整着衣服一边迈着从容的步伐向着议事大厅走去。惟有顾炎武似乎对外界的鼓声并不在意。
而当王夫之起身从顾炎武身边走过时，却听他轻声补充了一句道：“刚才的那句话，是女皇陛下告诉我的。”
《命运的抉择》第二百五十四节 董讼师大理陈词 刺皇案依律法宣
“号外，号外，黄首相乌台就职，新五年计划出台！”
当黄宗儀的新五年计划随着报童那清脆的叫卖声想撒了帝都南京的大街小巷之时；人们同样迎来了刺皇案的最终宣判。由于此案干系重大；加之而今又时值召开之际。因此民间对这次宣判的关注远高于之前的数次开庭。大理寺旁听的席位甚至比国会的旁听席还要炙手可热。然而无论民间百姓对此案的热情有多么高涨；这大理寺的公堂总是有限的。因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至多也只能在街头巷尾聊聊案情；猜猜测测结果而已。当然如果有兴趣地话还可以在地下赌局里就刺皇案的结果押几注；看看自己的手气与眼光是否真的那么独到。毕竟国人向来是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拿来下注的好机会。虽然他们的这些活动历来为朝廷所明令禁止。
无论赌徒们如何看来这一次的审判；对于中华朝来说这场历时将近一年的审判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来是因为此案乃是中华朝立国至今的头号大案；同样也是帝国司法院有史以来最为独立地依次审判一级要案。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自刺皇一案开庭审理到最终的宣判；人们的目光始终都停留在大理寺；而非大内或内阁。
大理寺；始设于北齐；隋；唐以后皆沿其制；是历代王朝所掌握审谳平反刑狱的官署；其主要职责是专门审核天下刑名；凡罪有出入者；依律照驳；事有冤枉者；推情详明；务必刑归有罪；不陷无辜。它与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凡未经大理寺评允；诸司均不得具狱发谴。大理寺审理案件；初期置有刑具和牢狱。明朝弘治以后；大理寺只阅案卷；囚徒俱不到寺。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初审以刑部、督察院为主；复审以大理寺为主。然而在现实之中；大理寺不仅设罢不时；名称和编制等也不断变更。明代中叶以后；刑名之柄为宦官所夺；甚至大理寺大审时太监居公案之中；列卿受其指使；大理寺也就此形同虚设。
事实上；不仅是大理寺；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司法官署都不约而同地经常为权势所左右；缺乏严格的司法程序制度。更欠缺程序上的公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建立了一套司法制度。但在裁判中监行神判与天罚制度。程序方面体现了浓厚的等级制。即所谓的“八议”：一议亲，看看是不是皇室亲戚；二议故，看看是不是跟随皇家久的人；三议功，看看对皇家是否有功劳；四议贤，看看是不是有名望地人；五议能，看看是否是对皇上有用的能人；六议勤，看看有没有苦劳，没功劳也有苦劳；七议贵，看看是不是一定爵位以上的贵族；八议宾，看看是不是国宾级人物。而后儒家学说又强调无讼，认为“诉讼过多”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因此也就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对司法程序始终不抱重视。
相比之下，来自二十一世界的孙雷当然明白司法程序的重要性。其在还是南明首相之时就对此十分重视。诉讼程序、辩护制度、陪审团制度无不填补着中华在司法上的空白。不过，定规矩是一回事，将其付诸实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点上，就连孙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时亦会动用手中的权利就一些影响较大地案件对司法机关进行一定的干涉。
然而此次的刺皇案件却是一个特例。这一次从案件的调查取证，到开庭审理，在到最后宣判定案，身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弘武女皇始终采取着规避的态度。内阁则出于其在刺皇案上的失职，为了不给国会留下口舌，也一直对此案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原本在传统上最容易左右司法程序地两个势力却因各自在案件中的特殊地位与状况，最终都放弃了对司法程序地干涉。于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司法院在刺皇案上这才得以按照既定地司法程序完成对整个案件的审理。也就有了眼前的这场耗时一年的大审判
此时此刻在大理寺的讼暑之中，正等待升堂的讼师何梦吉略带焦虑的向一旁端坐着的董志宁询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