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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国各路作战部队开始考虑外交谈判阶段的筹谋，第五师团司令部和旅顺司令部在接到本土发来的言辞严厉的命令后，所有人都大感心灰意冷。
大久保公治在九日这天晚上已经与神尾光臣及十八师团众多将领进行初步接触，因为丹东事件的缘故，十八师团针对此次辽东战事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毕竟就算不考虑进攻中国进队，也要考虑防守自己的“地盘”。
尤其是十八师团总参谋长为首的一批激进军官，更是连夜开始筹划出兵的计划。
到早上才刚刚确定出兵的草案，没过多久又收到从朝鲜转发本土的正式命令，一下子顿时将满腔热情投入冰窖之中。
就连刚刚有所改变的神尾光臣，在接到这项命令之后立刻又铁石心肠起来，以此为借口坚决不肯派出第十八师团出兵作战，并且也要求大谷喜久藏和第五师团上下遵照这份命令。
大谷喜久藏在获知这个消息后，已然感到大势已去，只是犹豫未决之下仍然没有下达停战的命令。反倒是第二舰队司令部不断的发电催促营口部队准备撤离。
两天后，营口统X战司令部收到第十师从岫岩发来的电文，陈文年带领先头部队依然占领岫岩县城，在进占的过程中遇到地方警察和小股日军守备队的抵抗。不过前后交战不到三个钟头，日军武装力量全部被击溃。
作战参谋室大门外，杜预迈着大步子跨门而入，人还没有站稳便出口说道：“司令，第二师第一旅侦察队回来了，报告说在东城和岸边的日军没有撤退。”
袁肃放下手里正在阅读的电报，面不改色的抬头说道：“是吗？不是说昨天日军特使已经抵达天津了，这会儿应该已经跟我们外交部谈起来了才是。第二舰队都停火两天时间了，看样子，第五师团似乎还想困兽犹斗。”
杜预笑道：“呵呵，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也不怕他来。再说了，要是我们能在战场上多打几次胜仗，外交部跟日本人谈判时讲话都能更大一声一些。”
袁肃咱寻的看了杜预一眼，连杜预都能看清楚目前的局势，自己的这个副官算是没白培养。他随即说道：“先安排一下发往北京的电文，稍后交给我过目，尽快发出去。”
发去北京的电报，从昨天开始他便一直在琢磨措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袁世凯容易猜忌人的性格，再加上此次自己指挥辽东一战获得天下之荣誉，万一电报写的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
电报的内容自然是关于在外交谈判桌上不要轻易让步，而且必须趁机向日本索回辽东半岛，哪怕再不济也得把当初割让的土地收回一部分。
为了顺应袁世凯此时的心态，他还特意提及这件事可以为推行帝制赢得更多的名望和民意。相信这一点必是袁世凯难以抵挡的软肋。
杜预记下了袁肃的话，随即前往军参处催促文书。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袁肃将军参处拟好的文书过目了一遍，其中又添添减减做了一些修改，然后安排通讯处发往北京。随后，他召集司令部众参谋商讨趁着中日外交谈判召开之际，于辽东这边再发动一些适当的攻势，增添谈判桌上的筹码。
经过一番讨论，他决定抽调驻扎梁家屯的中央陆军第五师和鞍山的十七师，将整个辽东防线向前推移几十里。
朱泮藻的第五师开抵步云山，在步云山附近增设临时防线，与岫岩的第十师遥相呼应。步云山位于梁家屯东南三十余里的地方，地势较高，是深入辽东半岛腹地的第一处瞭哨部地区，占据这里不仅能进一步逼近辽东半岛，同时也还能起到很好的战略布防之势。
鞍山的十七师前移到营口正东方向的黄土岭。早先袁肃便给了张作霖命令，让其不要总是龟缩在后方，适当的看准时机主动出击。事实上张作霖一直都在找机会出击，这可惜第五师团总是集中在盖州和营口一带，他也没有胆量像第十师那样悍然攻占日占区的领土。
黄土岭虽然不算是前线地区，但是距离盖州和营口都比较近，并不像鞍山那样是完全的大后方。不管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战事发生，十七师在这边进可攻、退可守，左右又能分别驰援盖州、营口和岫岩。
这份命令的下达，其实就是在暗示辽东地区各路作战部队，将以现阶段推进的防线为基准，今后不管外交谈判桌上是什么情况，他们都不会再退让半步。也就是说，这推进辽东半岛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纵横，将会通过此次谈判向日本索要回来。
当然，为了能促成这个愿望的达成，袁肃不仅在之前发回北京的电文里做了明确阐述，同时还专门与奉天的徐树铮、蒋百里通了电话。徐树铮是代表陆军部，只要能获得陆军部的支持，那么最起码辽东这边的几路部队可以坚守不让。至于蒋百里则是希望由其来着手策划舆论声势，鼓动北洋青年军官俱乐部与北方各界人士，支持中央军索回三分之一的辽东半岛。
徐树铮在电话里很果断的表态，在这件事上不需要多谈，既然是中国军队收回的土地，绝不可能再有拱手相让的道理。他绝对支持袁肃的这个构想，同时还表示辽东原本就是中国领土，迂腐前清于《马关条约》割让出去，今日已是民国，就应另当别论。
蒋百里自然没有任何意见，在电话里与袁肃简单讨论了一下策动舆论的计划方案，随即便开始着手布置详细的安排。
除此之外，袁肃还制订了一系列预备的反攻计划，包括针对营口东部及海岸地区日军的反攻，抽调十七师或者中央陆军第五师参对盖州防线的日军进行合围。这些进攻计划的目的就是要给第五师团雪上添霜，同时与外交谈判方面施压压力。
关于反攻的计划这方面，他决定在中日正式谈判当天，如果日本首相特使提出的谈判要求太过无理，或者根本就是存心的外交欺诈，一旦收到诸如此类的消息，便立即下令展开进攻。正好这几天第五师、十七师正在进行转移，当两路部队差不多就绪后，时间非常合适。
这份命令营口总司令部这边在晚些时候会陆续派发出去，让下面各路部队做好准备。
然而就在傍晚时分，总司令部通讯室收到了从奉天转发北京的电文。这份电文自然不是对袁肃下午发去北京的那封电文的回执，线路漫长，再加上电报发到指定地点后还要排期，不可能这么快就有答复。
这份北京发来的电文是总统府在接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呈请之后，决定收缓辽东战场的势态，同时还间接的对袁肃下令纵火焚烧丹东城进行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件事“有失妥当”、“在公不利于国际言论；在私又影响个人声誉”。
尽管不是什么好事，但袁肃根本不在乎这些批评。他当初敢赌这一把，自然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如今自己是赌赢了，这还有什么其他的闲言碎语好说的？不过对于总统府要求收缓辽东战场的势态一事，他却不得不感到很失望，自己之前的预想一点都没有错，北洋政府内部的官僚阶级以及大总统袁世凯本人的诸多顾虑，最终还是在日本面前表现出疲软之态。
对于这一点，他自然不会照办，但是又担心因此而会再次触犯袁世凯的猜忌之心。
中央军力战半个月的时间，付出了数千人的伤亡代价，不能说这是一场十足艰难的阵仗，但是也是鼓足了极大勇气，并且投掷民族自信心为赌注的一战。任谁都想再像昔日中法战争那边，弄一个“不败而败、不胜而胜”的耻辱结局。
袁肃只希望自己发到北京的那封电文能够引起袁世凯的重视，无论如何这次得了便宜肯定不能轻易卖乖，一定要着实的来一把“得寸进尺”。
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中日双方外交代表团在北京正式召开谈判会议。
会场设置在广渠门外外交部公务招待所内，事先没有将召开会议的确定消息分布，但是大一早时仍然有许多通过各种起到渠道收到风声的记者纷纷赶到，将招待所大楼门口团团包围起来。考虑到中日双方目前问题的敏感性，是日本主动提出谈判会议保密进行，所以会场内是不会邀请任何记者或闲杂人等旁听。
北洋政府委派外交部总长陆征祥、陆军部总长段祺瑞与总统府特派专员陆宗舆为谈判代表团主席，在这天清晨便驱车赶到外交部公务招待所。日本方面的代表团要比中国方面更早抵达，双方于招待所大厅碰面时，彼此只是形式上的握了握手、打了一声招呼。不过唯独段祺瑞是丝毫不顾所谓的外交礼仪，对日本首相特使内藤新平等人不正眼瞧上一眼，更别说打招呼、握手问好之类。
还没开场，气氛就已经变得颇为紧张。内藤新平不得不临时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谈判需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不能再按照之前的策略来对话。
谈判一开始，中日双方先各自阐述对待辽东事件的立场。中国方面强烈认为这是日本故意挑衅，并且发动的一次军事侵略。而日本方面则再三申明此次纯属是第五师团擅自行动，无论是日本内阁还是下辖陆军省、海军省都没有任何授意命令的记录，因此只会认为这是一次地区性局部军事摩擦。
这些态度立场仅仅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示，唯一的作用也就是向国际舆论表态罢了。
随即双方切入正题，中日双方都认为应当尽快结束辽东的军事冲突，但是就对责任划分和停战之后的和约条款，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争执。事实上责任划分也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偏偏段祺瑞在这件事上紧抓不放，无论如何都要求日本首相公开承认此次侵略的罪行，并且向中国大总统递交亲笔致歉书。
内藤新平一开始还打算以强硬姿态来进行此次外交谈判，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对比，日本和中国的实力差距相差甚远，没理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会向一个弱小的国家低头认错。更何况外交原本就会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