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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称“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这段话的下面，裴松之援引了三种材料，现开列如下：
①《魏书》云：“太祖以卓终必复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动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②《世说新语》云：“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③孔盛《杂记》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陈寿在《三国志》本文中未提及此事，显然是并不相信。至于曹操路经中牟县被擒事，虽有类似记载，但并未指明该县令便是陈宫，更没有写下县令与曹操一起逃亡的情节。罗贯中所写的曹操杀吕伯奢一事，显而易见是从孙盛《杂记》中演化得来的。
其实，裴松之援引的三种资料，思想倾向并不一致。其中《魏书》的记载对曹操最为有利，它所写“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完全是正当防卫，无可指责；《世语》则把曹操“夜杀八人”的行为归结为误杀，实质上仍然是对曹操有利；相比之下，《杂记》中的描述对曹操来说是最不利的，孙盛为人“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他的著作很多地方并不能当信史来看待，但即使孙盛，也用了“凄怆”这个词，并且承认这只是误杀。另外，这三种资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吕伯奢本人并没有被杀，而《演义》中情况正相反，罗贯中强调的恰恰是吕伯奢本人也被杀了。
从《三国演义》所写吕伯奢一事的内容来看，罗贯中肯定详细地研读过裴注引用的三种资料，并作过归纳。因为他写吕伯奢家的地点成皋显然是从《魏书》得来，曹操的杀人数目八人则是从《世语》得来，而曹操的两句话则是从《杂记》中演化得来。但以上这三种资料均以误杀为前题，并未提及吕伯奢本人，罗贯中可能认为这样写还足以表现曹操的“邪恶”，于是才把吕伯奢也列入被杀者的名单，做了第九位“冤鬼”。
仔细考察三书所述吕伯奢之事，发现都不太合乎情理。《魏书》说：“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这恐怕不合情理，因曹操仓促逃出洛阳，随身不可能多带财物，即便他携有钱帛，但也有从骑数人相伴，冒然以力抢劫，不一定就能成功，何况吕伯奢乃曹父故人，其子与宾客共劫一事，在情理上也很难说得过去。《世语》中写曹操“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已，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则未免过份简单，它把曹操写成一个疑神疑鬼，患得患失的无能之辈，也与其形象不相符。
至于孙盛《杂记》里的记载，漏洞就更多了。它写曹操以食器之声杀人，显得十分幼稚，而且即使曹操说过“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这样的话，也不可能让别人听见，那时可没人给曹操写起居注。因而“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应该是孙盛的话，而不是曹操的话。
2、徐州之战中的滥杀问题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冬，曹操为报父仇，发起徐州之役，这又引起了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另一个问题，即曹操的滥杀问题。《三国演义》写曹操进攻徐州，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干了很多坏事，并引有四句诗：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杀，似乎是说曹嵩一家被杀是应该的，可见衔恨之深。然而稽考史料，曹操的杀人问题并不象罗贯中描述的那样严重。
《三国志…魏志…陶谦传》称：“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武帝纪》云：“太祖征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兴平元年……夏复征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这里说的“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和“多所残戮”的情况主要是指士兵的死伤而言，不是指人民群众所受的损失。两军交战不可能不死人，把这些帐完全算在曹操一人头上是不合理的。罗贯中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采纳《三国志》的记载，而把《曹瞒传》和《后汉书》中的内容作为撰写的依据，而《曹瞒传》是东吴人所著，本身就含有敌对宣传的成分，作为史料自然不足采信。
3、关于许田射猎一事的考证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其略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文中根本没提到汉献帝参加狩猎，只说是刘备与曹操共猎，《演义》却说曹操与汉献帝一起打猎时，取过汉献帝的雕弓金鈚箭，射倒一只鹿，群臣和将校误以为此鹿为汉献帝所射中，齐呼万岁，曹操纵马遮于天子之前，而迎当之，关羽怒曹操无礼，这才兴起杀心，经刘备劝阻乃止。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罗贯中笔下的许田射猎事件与历史上的原型已不相符，情节上也多了很多夸张的成分。史书中的许田射猎是曹操和刘备之间的斗争，而《演义》中的射猎则变成了曹操和汉献帝之间的斗争，罗贯中把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
4、衣带诏事件
这件事与历史事实的差距最大。据记载，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董承接到汉献帝的衣带诏，与种辑、吴子兰、王子服、刘备合谋反曹，次年初，事情即败露，董承等人俱被族灭，仅刘备幸免。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年），耿纪、韦晃、吉本等起兵反曹失败，亦被杀。以上这些，就是《三国演义》写衣带诏事件的题材来源，但在很大程度上被罗贯中融会改编了。按史书并未指明马腾是否参与过衣带诏事件，而《演义》却把马腾也列为奉诏讨贼的人物之一，大书特书，至于耿纪，吉本等人反曹与董承相隔十九年，两者毫无关系，《演义》却由吉本的太医令身份，设想出投毒杀曹的故事，并为之改名为吉平；另据《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董承密谋反曹时，曾对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王子服怕兵少事败，不敢答应，董承又说：“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二人遂定计。这就可见，董承等人只是打着忠于汉献帝的旗号，进行政治投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还企图夺取曹操的军队，由自己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衣带诏事件只是董承集团和曹操争权夺力的一场内讧，并不存在忠奸之争。
5、曹操杀董贵纪一事
此事史书多不载，《资治通鉴》虽记此事，但语气不详，含义模糊。董贵妃其实不一定如《三国演义》所说是董承之妹。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文中认为：“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这就是说，董承的“国舅”之名是因为他乃董太后之侄，而不一定是因为其妹为贵妃才得来的。由此，我怀疑，历史上或许根本没有董贵妃其人。
7、杖杀伏皇后
演义描述汉献帝让伏后写信给其父伏完，要他设法除掉曹操，但伏完直至建安十四年死去，并未受取任何行动。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此事暴露，曹操乃派人杀死伏后，其所生二子及兄弟、家族百余人亦同时遇害。在《三国演义》中这件事被大大地夸张了，历史上的伏完接到献帝的书信后并未采取行动，《演义》中却写伏完派穆顺与献帝联络，请求发密诏调吴蜀起兵，不幸被曹操从穆顺头发中搜出书信，伏完、穆顺遂惨遭杀害。
8、曹操借刀杀祢衡
此事详情见于《后汉书…文苑传下》。祢衡平原人也，少有才辨，“气尚刚傲，矫时慢物”，孔融荐之于曹操，他却对曹操破口大骂，曹操发怒，对孔融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遂把祢衡送与刘表，刘表又把他转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祖待之亦厚，祢衡却当众辱骂黄祖，祖乃杀之。综上所述，历史上的祢衡只是一个文化小丑，他仗着自己的虚名，随意侮辱别人，而肯定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曹操看透了他的用意，才把他送给刘表，但刘表也珍惜名声，又把祢衡转送黄祖，祢衡以为黄祖也不敢动他，因而故态复萌，哪料黄祖不吃这一套，于是他的脑袋才搬了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祢衡之死，纯粹是他咎由自取，与曹操没有关系，何况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时，“犹以表为宽和爱士，观其能容与否也。”本质上并没有借刀杀人的意思。
9、孔融之死
让梨的孔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孔融，山东人，汉末任北海太守，后投靠曹操，建安十三年被杀。融幼年即有异才，及长“岁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清雅，可玩可诵，论事考实，难要悉行。但能张桀网罗，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愿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引自《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元年》）这就是说孔融为人崇尚清谈，志大才疏，又所用非人，并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鲁迅曾指出，孔融的性情和主张都是相当乘僻的，例如曹操禁酒，本是乱世中节约粮食的正确措施，他却讥笑曹操：“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可见，孔融和祢衡一样，其死都是咎由自取。而《三国演义》中却写孔融反对曹操进攻刘备，长叹曰：“以不仁征伐至仁，安有不败乎？”这话被人告发，才导致孔融遇害，按历史上孔融并未有此语。
10、曹操横槊赋诗杀人事
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曹操横槊赋诗，刺死刘馥这件事。《演义》说赤壁之战前，曹操大宴群臣，并乘兴横槊赋诗一首，扬州刺史刘馥认为诗中有不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