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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贩毒分子经常在哪儿出没？”我问。
里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利弗公园。就在利弗街旁边，从一座铁路立交桥下面过去，你就到公园了。”
“谢谢。”
“等等——你现在就去吗？”
“是的。如果警署的科尔打电话来询问我的行踪，请告诉她我到机场去了。”
“莎伦，我觉得你不该一个人到公园去，至少得带上枪，你可以从我的收藏中借一枝。”
“不用了，只是过后也许我要借用一下你的电话。我可以顺便来吗？”
“随便什么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小心点。”
一座黑色铸铁立交桥横跨在一条小道上，我从立交桥下面经过，来到河滩边。
利弗公园并不美丽：仅是一块平坦但很肮脏的士地，北部边缘才有一片柳林。只有两个人，坐在一张破旧的野餐桌旁。看到我时，其中一个站了起来，对他的同伴说了句什么话，然后沿着河滩散步去了。另一位长得瘦瘦的，白头发，苍白的皮肤，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向他走过去时，他拉下那顶蓝色手编帽子，压在脑门上。
我在他面前隔着野餐桌停了下来。“下午好。”我说。
他迟疑了一下，仍然打量着我，然后简单地点了点头。
“经常到这公园来吗？”
他耸耸肩。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在找一位据说经常到这儿来的人——吉姆·斯皮茨。”
一种认可的表示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紧接着他又耸耸肩。
“他住在沙勒罗瓦。你认识他吗？”
“他既然住在沙勒罗瓦，为什么经常到这儿来呢？”
“为了生意上的缘故。”
那人眯起了双眼。“你和他做过生意？”
“可以这么说。”
他又把我打量了一番。“你不是急于要出货吧？”
“不是。”
“也不是买进？”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摇摇头。“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那好，我帮不了你的忙。”
我从手提包中拿出20无纸币，放在他面前。“这是你的了，如果你能见到斯皮茨并让他按这纸上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的话。”
他看看那钱，然后掉过头去。
我又拿出一张。“这一张正在等待着你，我接到斯皮茨的电话后，麦克格莱恩依酒店的跑堂会给你的。”
他用舌头舔了一下上唇，双眼紧盯着那两张纸币。于是，他伸出了一只手。他把我给的一张纸币和一张写有阿莫斯·里特电话号码的纸条，塞进了牛仔裤口袋里。
“我不能保证斯皮茨会给你打电话。”他说。
“只要你告诉他：我是在替T。J。戈登干活，他会的。”
“T。J。戈登。”他重复了一遍，但似乎并不在乎这个名字。他站起来，转身朝立交桥下面的那条肮脏小道走去。
我看着他走开，然后回过头来望着水面。一只大型平底船正好行驶在河面上，水浪翻滚，涌向岸边，轻轻拍打着满是小卵石的河滩。我就这样站在那儿，看着那船转过一个弯道。倒闭的钢铁厂就在那儿。这地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可又感到有点熟悉……
一座铁路立交桥……两个人，也许是三个人……水面上的热闪电……
不可能。为什么呢？太巧合了。巧合是有的。
我问过安娜这事，她说不知道。可安娜来过莫诺拉。
她撒谎了。是的，她撒谎了。
在那铁路立交桥下，我发动自己的出租车，朝作家阿莫斯·里特的住所开去。
“在利弗公园和怀特谈过话的是你吗？”声音中带着喘气声，最后又咳了一声。
“是的。你是斯皮茨先生？”
“T。J。戈登怎么啦？”
“我是他手下的。他想给你一些钱。”
“这一次他又要我干什么？”
“我最好跟你当面说。我们可以见面吗？”
又是一阵咳嗽，这使我想起了赫布·佩斯。毫无疑问，这里的人们呼吸器官大多有毛病。数十年来，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钢铁厂排出的污染气体之中。
最后，斯皮茨说道：“戈登已经赚了好几百万。几百块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可这是给你的，斯皮茨先生。”
他沉默。
“斯皮茨先生？”
“听着，我怎么知道你不在撒谎？”
“你是不知道。可你又会失去什么？”
“许多。”
“我不是警察，你不用担心，问问怀特就知道了。我的上司为你弄到了一批新货。”
斯皮茨又喘气了。“好吧，那就给500块，我们见次面。”
“那就说定了。什么时间？在哪儿？”
“今晚八点，利弗公园。我在你和怀特说话的那张野餐桌旁等你。一个人来。”
“到时我会来的。’哦放下了电话。
阿莫斯·里特走过来，在我背后站住，皱着眉头。“一定是他。”
“嗯，嗯。八点钟我到公园去会会他。”
“我不赞成。”
“不会有事的。”我犹豫了一下，“我一直请你帮助我，现在又要请你帮忙了。斯皮茨要500美元，我没有带那么多现钞，只有200美元，其余的可以向你借吗？”
“当然可以。你还需要什么？”
“想暂时借用一下你的枪。”
我拿了阿莫斯给的钱，并从他的收藏中挑选了一技小巧的0。38口径手枪，然后查了查一本当地电话号码簿。在阅读博丁案件时，我发现他父亲还住在莫诺拉，我决定去拜访他一下。我离开阿莫斯住房时，这位作家带着忧虑的目光站在窗户前。
埃德·博丁的父亲住在钢铁厂旁边一幢五层楼退休工人楼房里。我走出三楼电梯时，透过窗子望见钢铁厂全景，它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苍凉、萧瑟。
我敲响了317单元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拄拐杖、身体很虚弱的老人。我给他看了我的名片，问他能否谈谈他的儿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挂念和忧虑。我在他指的沙发上坐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警惕地把拐杖放在了我们中间。
“博丁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几年你很艰难，而且你也不想再回忆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可在调查过程中，我已发现了一些也许能帮你儿子洗清罪名的事实。”
老博丁的手紧握住那根拐杖。
我继续说：“我知道，被捕前你儿子就担心管理部门要除掉他。”
老人垂下头，表示默认。
“他和你说过他的担心吗？”
他清了清喉咙，低沉地说道：“对于公司的事，我儿子谈的不是很多。孩子对父母都有戒备，他不想让我为他担忧。”
“可当时你知道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过吗？”
“噢，知道。不只是他的安全，而且是他的性命。他了解戈登那帮人。工会地方分会是那帮人的主要问题。削弱工人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除掉他们的头领——我的儿子。”
“对此，你儿于没有任何防备吗？”
“有的。在他被捕前三个星期，我儿子把一只帆布包交给了我，说里面放着备用的衣服和现金，以备不测。”
我曾怀疑埃德·博丁和奥古斯特人是同一个人，但那枝在爱司汽车旅馆发现的印有“启斯东公司”的圆珠笔使我纳闷，因为按常理，博丁应该把他的笔随身带进监狱。现在，照老人的说法他在被禁闭之前就准备了那只包的话，那么那枝笔就好解释了。
我问他的父亲：“那只包呢？”
他避开我的视线。“我儿于被关进监狱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是不是蓝色的，上面有‘联合航空公司’的商标？”
慢慢地，他又把视线移向我。“你见到那只包了？”
“是的。”
“看到埃迪了？”
“没有。”从荒漠瓶子屋墙基中掘出来的尸体不是他的儿子还会是谁。
老博丁点点头，似乎对什么有了把握。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来拿那只包的？”我问，“在他离开格林斯堡的那天晚上？”
老博丁叹了口气，放开手中的拐杖，身于瘫陷在椅子里。“那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要我把包替他送去。那时我的腿关节炎还没有如此严重，我还能开车。我在新斯坦特恩公路的路旁停车线上见到了他。”
“你在新斯坦特恩公路见到他时，他有没有说打算到哪儿去？干什么？”
老人又移开了视线。
“我不该问吗？”
“现在不会伤害到他了。他死了。”
“为什么说这话？”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早就跟我联系了。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跟踪戈登，而戈登却把他杀了。”
“他告诉过你，他将跟踪戈登吗？”
老博丁闭上眼睛，点点头。“是的。那晚在新斯坦特恩公路上，我们一起坐在我的车子里。我儿子说他要戈登赔偿对他和启斯东所做的一切。我告诉他，戈登的势力太大，恳求他算了。可我的埃迪不听我的话。”
我不知怎样来安慰他，也用不着安慰了。老博丁知道自己失去了儿子，而且很快，也许明天清早，一位警官将敲开他的门，告诉他埃德·博丁的尸体在哪儿。
我把一张答应给怀特的钞票交给麦克格莱恩侬酒店的跑堂，然后，把车子开到利弗街的铁路路基旁。时间是7点50分。
我注视着那座铁路立交桥，可没见有人进入公园。一辆警车拐个弯，悄悄地向我这边驶过来。我在车后伏下身子。警车从我车边经过，向山上开去。然后，我朝立交桥走去。
南面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我抬头一看，在钢铁厂附近的转弯处，有火车车灯在慢慢地移动。是一列长长的货车。火车很快就在我头顶上驶过去。
漆黑的公园里没有一个人。那张破旧的野餐桌隐现在灯光被树叶遮住的阴影中。
我想，斯皮茨也许改变了主意，但也有可能在暗处观察我。我决定躲在立交桥下，再等上几分钟。我把手枪插到了牛仔裤的腰带上，用安娜的斗篷遮住了枪。
立交桥下面又黑又潮，而且很冷。宽阔的莫诺加希拉河静静地躺在那儿，河水在月光下泛着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