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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公爵抬起头来，两眼炯炯发亮。“你找几个朋友干起来吧。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试过，想给法官一百万，可人家不让我们靠近法官。这个案子闹得满城风雨，仿佛以前没出过人命案、爆炸案似的。”
“你这话是多余的，”古罗夫摇摇头表示责备。“只要以前杀过人，就可以不分清红皂白，混为一谈吗？头一次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抓到的恐怖分子是车臣人，那更是好上加好，枪毙这个败类。反正是你们杀我们的人，我们也杀你们。”
古罗夫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悠悠地继续说：
“你一生的经历错综复杂，沙尔瓦，你知道人都不喜欢认错。可这是送上门来的，碰巧是个车臣人，惨无人道的坏蛋，杀害儿童。这就是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是对的，车巨人该消灭掉。根据法院判决枪毙的无辜者不止一人，你们那个小伙子没法挽救。”
“跟辩护人谈一谈吧，求你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轻声说道，“我跟那人约好了，他等着咱们。”
“你甚至都约好了？那好吧。”古罗夫倒了一大杯矿泉水，喝了一口，沉思起来。
他得跟辩护人谈一谈，可是不论那人告诉他什么，他作为密探都不会按这个案子。古罗夫深信这一点。即使另有重大罪证，画出了真正的恐怖分子的图形，这个案子还是不能办。当然啰，可以像往常一样去休假，去年还剩下两周，加上法定的四十天，时间有的是。带上斯坦尼斯拉夫，还有春季共过事的两个精明能干的退休侦查员。一切都可以办到，没有什么不行的。过一两天或一个月，连上帝都诅咒的亲爱的民警局里就会得知，古罗夫上校正在查找一个制造了恐怖事件的人。可是案卷里已经有了定罪判刑的人犯。这就是说，古罗夫得了“好处”，想救出这个犯人。不用满身泼脏水，只消仔细往他身子抹一点黑，他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名声、威望就会扫进下水道，冲得一干二净。对于车臣的那场大屠杀，民警局决非所有的人看法都跟他古罗夫上校一样。许多人认为，那些“黑小子”应当好好惩罚一下。俄罗斯人不能吃任何车臣人的苦头，要用坦克把格罗兹尼碾平，让所有“黑皮肤”的家伙再也不敢放肆。行了，咱们对他们热情够了，用不着客气了。
古罗夫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倘若他们得知他古罗夫，这个洁身自爱的白领阶层、受到宠爱的贵族，竟然卖身投靠这些……其实他既不是什么白领阶层，也并未受到宠爱，倒不如说恰恰相反，是领导容忍他古罗夫，仅此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那车臣人到底炸了还是没炸公共汽车都毫无意义一样，反正“人民”胸有成竹，也就是说，事情就该是那样。
“沙尔瓦，对不起。”古罗夫把矿泉水喝完，本想说不上辩护人那儿去，看见客人眼里凝聚的痛苦和期待的神情，便站起身来说：“我得跟玛丽亚谈谈。”随即走出厨房。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正在扣紧手提箱的玛丽亚就平静地说：
“你去吧，这个人你必须帮他一帮。会有人来接我、帮我的，我安顿好了就给你打电话，三天以后我就到家了。”
“谢谢你。”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把箱子锁好。“告诉你的伙伴们，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带走，只给我留一瓶白兰地和矿泉水。”
“你不用说，古罗夫，我知道带什么、留什么。”玛丽亚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来到客厅里送男人们出门。
辩护律师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接待客人时异常冷淡，甚至带有敌意。问好时点点头，也不伸手跟人握手，只做做手势把他们让进摆满书架的昏暗的书房。房间里一股潮气，散发出纸张和老鼠的气味。主人指了指几张破旧的皮安乐椅，自己在一张堆满公文夹和文件的大桌子边坐下来，把打字机挪到一边，取下没有镜框的眼镜，用一小块绿丝绒擦了起来。
“鄙人博亚里诺夫·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愿为您效劳，”他戴上眼镜。“我尚未有幸认识您，”他对古罗夫略一点头，“而对戈奇什维利先生，我已经相当详细地作了解释，我已尽到了自己的义务，非常遗憾，我无力挽救当事人的性命。我们尊敬的高加索客人以为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一切都能靠金钱解决，这完全是徒劳的。”
律师讲起话来一口极为优雅的男低音，跟他的外貌形成鲜明对照。他身形瘦削，甚至瘦骨嶙峋，鹰钩鼻，高鼻梁，没有血色的薄嘴唇；看外貌这人说起话来嗓音本该又尖又高、不堪入耳。他那柔和深沉的男低音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古罗夫欠起身来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请原谅我未作自我介绍。我叫古罗夫·列夫·伊凡诺维奇。”他坐下来，一只腿跷到另一只腿上。“我想说明一下情况。我是沙尔瓦·达维多维奇的老熟人，一辈子都在刑事侦查部门工作，我没有拿朋友的钱，将来也不会拿。我相信您和法庭，我之所以来访是出于对老朋友应有的尊重。我答应他跟您见见面，我们可以像文明人那样随便聊聊。”
“您想必有些问题，那就敬请询问吧。”主人整了整围在青筋突起的颈子上的围巾。“我洗耳恭听。”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本人相信犯人有罪吗？”
“在这个案子中这不是原则问题。”
“对您来说是如此，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对我来说则不是。请您务必回答。”
“好吧。我不知道。”律师把他那皮包骨似的手指弄得咯吱作响，又用尖刻的语气补充说：“与其说我相信，倒不如说不信。请注意，这是一种非常直觉的看法，没有具体事实证实。没有具体事实证明的是，那年青人犯了这个罪行。”
“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的直觉依据的是一定的事件，而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毫无疑问是个很有经验的人。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直觉依据的是什么？是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所作所为和供词吗？”
“在整个侦讯过程中铁木尔只说了两个词：‘是’和‘不是’，他承认有罪。”
沙尔瓦身躯肥大，坐在安乐椅里显得很挤。他默不作声，脸上淌汗，不时用他的方格大手帕揩汗。
“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的直觉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古罗夫挺喜欢主人，作为密探他不打算管这个案子，但他习惯于遇事刨根问底。
“您没法理解。不过，您是侦查员，也就是密探，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您喜欢一个案子有太多证人吗？而且每个证人提供证词时都满有把握，既不颠三倒四，也不慌乱不安。有一个人看见铁木尔上了公共汽车，注意到小伙子手上有个背囊。铁木尔在后排位子上坐下，把背囊搁在地板上，而同座的人则记住了这小伙子和普普通通的背囊，似乎是背囊压了这人的脚。这个证人下了车，另一个人在他的位子上坐下，那人也记住了铁木尔和放在地板上的背囊。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证人下一站就要下车，他干嘛要坐下来？下一站铁木尔下了车，站在车门边的一个人对这小伙子记得很清楚，而且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个‘黑小子’是空着手跳下车的。还有一些其他细节，但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不，还有一件事。铁木尔跟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孩逗着玩，那小家伙后来炸得稀烂。当时小孩的母亲坐在过道另一边前排邻近的坐位上，看见他们玩，她幸免于难，对铁木尔记得一清二楚。她在法庭上说，她当时看着正在跟她儿子玩耍的车臣人，心里还想，我们干嘛对人家态度那么坏呢。这位母亲的证词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罗夫拧开壶盖，绕到桌子那边，把壶放在主人手中。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喝一口，最好是两口。”
律师顺从地喝了两口，挥了一下手掌。
“要吃点东西下酒吗？”
“不必要，您再喝一小口，”古罗夫说着走进客厅，拿来一颗水果糖。
“谢谢，”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亲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