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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和你的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啊，”勒菲蒂说。“现在我一回去，可能还要赶回来。这里有人要为我安排招待那边人的事，招待的地方就在他的旅馆，我还得和这些人见一见。”
第二天早上，托尼和勒菲蒂送我到了密尔沃克机场，因为我要去“加利弗尼亚”看望我的“受伤的女朋友”。托尼还要把勒菲蒂送到奥海尔机场，送他返回纽约。
“你看，多尼会不会和那女孩子终究要结婚？”托尼问。
“我知道，他爱她爱得都发疯了，”勒菲蒂说，“不过，多尼不是那种安家度日一类的人。”
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打电话回家说要回家，我妻子对我说，我们家街对面的房子烧成了平地。刮了一场大风，火星飞得到处都是。她出去帮着灭火，用水往屋顶上浇，余火落到了地下，连我们家也遭了难。大家都吓得要死。
这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她本来要像以往一样去机场接我。我乘的飞机应在下午3点45分到达。她根本就没有去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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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意外事故
我到达了机场，这是新的家乡的机场。我妻子没有到机场门口接我。迎接我的是另外一名特工，我对他只是稍微有点熟悉。他说：“你妻子出了事故。”他说是两辆车子迎面相撞，驾车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两人外貌很相像，只是一个年纪轻些。年轻的那一位已经死了。他不清楚死去的是哪一位。他还说了其他一些情况，但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些。
我们赶到了医院。我妻子还没有遇难，正受到紧急护理，情况很严重，身边安放着医疗器械，身上挂着橡皮管。她的眼睛扎了绷带，两只眼角边都有了裂伤，脸上满是伤口。一边的肺萎陷，一只手腕折断，还断了一根锁骨。她装上了呼吸器，眼睛看不见东西，几乎不能说话。她紧紧捏住我的手。
我几个女儿都在那里。最小的才9岁，看到母亲那副样子心里不好受，到浴室里呕吐。我拥抱了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强装笑容，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妻子对我说：她在去机场的途中，一辆朝她方向开来的汽车，为了越过另外一辆车而开出了车线，突然停在路上，迎面撞了她的车。我妻子到底还爬下了车，朝路边跑，心里害怕两辆车会爆炸。她听到胸口噗噗地响。作为一个护士，她知道自己的肺穿了孔。在场的有两个女人目睹了这一事故。她向其中一个女人要求，能不能把头放在她膝上靠一会，这样好使自己能喘喘气。她戴的隐形镜片碎裂在眼睛里。她对那两个女人说，车子里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她丈夫的班机号码，请她们给联邦调查局打个电话，要他们派个特工去机场接我，另外给一位朋友家打个电话，我们的女儿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接着开来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医院。
她感到非常疼痛，心里也十分惊惧。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另一位开车的女人已经死亡，我也无心同她说这种事。她的朋友吉尼也在那里。我出去到了厅里。后来我妻子说，吉尼对她说我在哭。妻子说：“我对吉尼说，我没有看到他哭，这真是遗憾的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乔哭。”
我在医院里守在她身旁。我最小的女儿不能来看她，因为看她那种伤残的样子，她受不了，就写了些慰问的话。
第二天，两个大女儿要开车回家。我15岁的女儿刚刚获得了驾驶执照。开出医院不远，另一辆汽车从侧面开来，越过了停车标志。救护车把两个女儿又送回到医院。
急诊室的护士们从她们母亲的事故中已经认识了她们俩。护士到楼上叫了我。我对妻子说，我要去买瓶可乐，顺便走一走。她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把孩子出事的消息马上就告诉她。但是，她知道出了什么事，问道：“她们今天晚上怎么不来看我？”我说：“她们有许多家庭作业要做。我叫她们待在家里。”
两个女儿伤势并不严重，只是伤了几道口子，缝了几针。她们受到疗理就出了院。在我妻子出事的当天晚上，她的父母也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