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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条不能同意。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比例全国必须统一，广东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条提出要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这一条也不能同意。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减免税再延长两年。
这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朱总理提出可以以1993年为基数时，财政部的刘仲藜和怀诚都不同意。他们的理由也简单，第一，认为只能以1992年决算为基数。因为谈判时间是1月，还有3个月才作决算，数没有出来，以1993年为基数，账不好算，到1994年四五月份才能算清楚；第二，有个很大问题是各个省要做手脚，基数的东西历年来都是历史的，从来没有预知的、将来式的。198o年是按1979年底的电报数为基数的，1985年那次是按1983年的决算数为基数的。以前都是静态基数，这次竟然弄个动态基数。
朱总理指着怀诚说：老项，你们财政部不就是以基数治天下吗？你这些东西我耳朵里的老茧都听出来了。
对刘仲藜、怀诚来说，尽管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在面对最大的未知数，即广东到底是否同意实行分税制改革。十年之后，怀诚说，我这人不是谦虚的人，但是我还是钦佩朱总理，他是有政治魄力的。
第二天的会议上，尽管朱总理没有给广东最后的保证与许诺，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个人意见“，这已经让广东喜出望外。
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认为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最后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
真是一波三折。9月15日，广东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问题。朱总理回答说：“至于广东是否继续实行包干体制，没有授权我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包干问题，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们搞分税制应该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
最后，广东终于被说服。这样，中央财政从广东拿回来的钱，相当于它在原体制下上交的两倍。让广东高兴的是以1993年作基数。
事后，朱总理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接下来他们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
上海同志“讲北京话”
从广东回到北京后，9月25日朱副总理一行再启“谈判“之旅。这次他们来到新疆阿勒泰。
对于中西部地区，除去财政体制改革要达到的集中中央财力的目标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缩小东西部财力差距。emin同志在西北地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说到这个问题。当时，达省份的不同意见比较强烈。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一宣布分税改革方案时，提出异议的都是富裕省区。而给予中央最大支持的恰恰是那些边远、贫困的省区。他们希望中央富起来，“大河有水小河满”。
在新疆，朱总理说，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分税制之后，中央财力可集中一些，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也可增加，但是目前还不行。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你们提出的要求增加增值税、消费税的分成比例，这些要求一概不能接受。税制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搞特殊。
原本以为西部地区都会支持中央搞分税制，但是意外又出现了令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怀诚也没有想到。1月，emin同志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州省长站出来反对分税制，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出席那次会议的有emin、温总理、zeng庆hong等。落后地区反对分税制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项怀成接到zeng庆hong的电话，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立即赶往北京机场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到会议地点。
为什么有些落后省份反对分税制？这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关。贵州、云南、广西均为“烟酒财政”，这些地区长期靠“小烟”、“小酒”支撑，当时已经决
定对小烟、小酒征收消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增量1oo％归中央。显而易见，这些地区是“吃亏”的。后来，中央给了这些省份不同的照顾。
上海之行是愉快的。那几天怀诚与上海的徐/匡迪市长和财税局的同志，就上海的财政收支情况、分税制方案以及相关的政策进行了座谈，他们一起对了账以后，共同确认了1992年上海市财政支出和各项基础数据，对1993年财政收入的预测也基本一致，对上海市上缴中央财政的计算口径，以及分税制方案和相关政策中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怀诚说：对帐是在充分理解、互相信任、彼此体谅的融洽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基本的共同点在于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来贯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意图。对中央实行分税制，逐步增加中央的财力，以便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这个精神，或者中央有了力量以后可以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展的这个战略意图，上海同志给予充分的理解。他认为，上海市长期以来对国家财政做出了重大贡献，上海市上缴中央的收入居全国第一，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来自上海的收入仍然居全国第一，所以上海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朱总理对身边的人说，那几天他“不干活了”，因为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他只是听听汇报，找人谈谈话，不参与具体意见。即将离开上海时，他在大会上表扬了上海同志水平高。他说，u邦国、黄ju既充分代表了上海展的利益，又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维护大局这个原则把握得好。他说：上海同志们最后都是“讲的北京话”，讲得很好。
实施之初：排险闯关解疑难
难忘的1994年年初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但这是一片无人探索过的海域，是否险礁重重？1994年年初分税制开始实施后，方案设计者和执行者所面临的情形便是如此。
人们心中的担忧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了：分税制方案是否算无遗漏？方案中哪些地方还不够完善？会有哪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刘仲藜就是以这种心态度过那一段日子的。
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分税制运行之后，税收先入中央库再分给地方，加上返还的o。3系数都要到年底。地方等钱用，刘仲藜马上让地方预算司制定资金调度比例，确定公式之后，中央按照受到国库比例返还给地方。
他曾不无忧虑地对他的同事说，分税制推行出去有三件事，如果出现其中一件事，我这个部长就得下台。他担心什么？第一，分税制会不会推动通货膨胀？也就是设计方案的税率比原来高了，企业肯定要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第二，如果这个税制不合理，不是刺激了生产，而是打击了生产，经济增长会往下走；第三，这种新的方法企业不懂，尽管大规模的培训已经完成，但税收征管人员懂不懂，钱是否能够收得上来还难说。怀诚也说，直到1994年2月8日之前，他一直睡不着觉。
刘仲藜说：“从方案来说我比较有信心，从实际操作来说我非常担心担负实际操作的人不懂。因为增值税的计算和原来产品税不一样，也因为是一边设计方案，一边培训人员，所以我始终比较担心。”
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春节前的时间里，刘仲藜经常到各地转一转，商场、企业，只要有税收的地方他都去，看看会计会不会是用新方法做帐。看过之后他放心了。为了预防意外，刘部长从中央银行临时借款，借了12o亿元放在国库里，时限一个季度，他担心征不上钱来，但是国家还要开支。怀诚说：“到了1994年2月8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月三十，一月份税收数字上来了。一月环比税收增长61％。我高兴得无法形容。”
刘仲藜正在北京税务局检查工作时得到这一消息。怀诚则对刘仲黎部长说：“部长，税收增长61％，18o亿拿到手了，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后来2月份，3月份，4月份一直到12月份，每个月税收都在增长，全年的税收增长了9oo多亿元，从此上了一个大台阶。”怀诚说。
ng怀诚说，报表一出来他们马上告诉了朱鎔基副总理，他的反应和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喜形于色，所生的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到1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增加将近1ooo个亿。
从分税制实施至今，经过了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oooo亿元（2oo3年预计数字），应该说分税制是成功的。
地方税收猛增慌了财政部
199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1992年增长39。9％。其中山东增长39％，收入达
到193亿元；江苏增长45。3％，收入达22o亿元；福建增长46。9％，达到11o亿元；上海增长32。3％，达到232亿元；安徽增长32。8％，达到73亿元；江西增长3o。8％，达到66亿元；广东增长56％，达到346亿元；四川增长42。2％，达到2o1亿元。浙江增长38。6％，达到166。6亿元；由于中央在9月下旬决定以1993年为基数，9月份税收增长比前一年高出6o％，1o月份增长8o％，11月份9o％，12月份12o％。
当时的顾虑现在被证实了。1月份的收入急剧上涨。1o月－12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多了6oo多亿，当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oo多亿。
在几个月内，地方税收一下子增长了5o6o％，财政部慌了。按照正常情况，地方每年给中央财政上缴增量2oo亿元左右。1993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希望收3oo亿元。如果这些全部返还，中央的算盘将要落空。地方在做手脚？这里面有多少正常和非正常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以1993年为基数，所有在1993年增收的部分，最后都要返还给地方。
当时，财政部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组织工作组到有关省市检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