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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却让军队有兵有财有粮……这个，这个……
减差役，因为更先进的免役法实施，实施的范围不大，主要是边区与贫困州县郑朗没敢碰，不能在哪里执行免役法，一执行准得出大乱子，但问题依然保留在哪里，于是对这些州县进行合并，包括耆户长在内，逐步减少当地的差役，以来减轻百姓应差的负担。
毕恩信，朝廷三年一次南郊大郝，这是做什么的，收买民心，不但给士兵赏钱，一逢大郊礼，地方官吏要行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掩之事，造福于民。可是天子有诏，下面的官吏却不执行，还经常欠老百姓的账不还，一起偿还不可能，天禧以前的天下欠负朝廷全部偿还，本朝欠负也予以除放。大郝之时，朝廷恩信地方官吏必须落实于民。
重命令，朝廷朝令夕改，烦而无信，因此制定颁发诏令要慎重，做到有令必行，违者治罪。
这十条除了那个修武备朝廷没有同意，前后轻重不等执行，科举赵祯很清醒的没有同意范仲淹的实名制，但将策论列为诗赋之上。
抛去所用方法对错不提，大多数确实也是宋朝的弊端。但范仲淹也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真正疏忽，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说……
新政刚出来，欧阳修再一次倒吕，害怕吕夷简别有用心，得将吕夷简踩死……
第四百七十四章 父子
若问吕夷简现在最后悔的是什么，郭皇后，不是说不废郭皇后，必须要废除，但可以做得更谨慎一点，那么就不会招来那么多争议。甚至可以将他的许多国策逐一落实……
对比范仲淹的十条，再对比吕夷简的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谁更有针对性，谁更容易落实，谁更分清主次轻重？
但做比不做好，郑朗对庆历新政不反感，远达不到范仲淹想要的目标，但它本身不恶，也改良部分宋朝的弊端，又给后人带来反思……错的不是变法本身，而是人！
韩琦的不团结，后来人就看到了，想要实现目标，不能象韩范那样玩，那么怎么办，严密的抱成团，形成真正的党，不管对方是对是错，一律打压，更大的党争在后面。欧阳修一篇妙文又给党正名……
遗害的不是赵祯朝，而是赵顼朝。
对比吕夷简的做法，再看君子党是怎么做的？
欧阳修连上三封书奏，吕夷简为陛下宰相，使四郊多难，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溃，二十几年，坏乱天下，独享人臣大富贵，却给陛下留下天下大忧患。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一直不败亡，是因为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人害怕，不敢发难。及其疾病，天下臣庶皆喜奸邪为天而废。
真敢说，郑朗弹劾郭劝与杨偕都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激烈的语言，人老了，国事又多，身体不行，又累，于是生病，但欧阳修说是上天使吕夷简生病的。
又说陛下自吕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政务，没有发吕夷简平生罪恶，是陛下保全，免污朝名。陛下不负夷简，而夷简上负朝廷。然臣犹恐夷简不识廉耻，受国家过份恩泽，其子弟，皆因为父亲侥幸，恩典已极。可是边境多事，外面臣僚辛苦，未曾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不法子弟不住加恩。其子弟，请不议恩典！
看到没有！
所以吕夷简看到身体支持不下去，一让再让，这是何等的嗅觉。若不让，他的几个儿子能让君子们撕吃了。实际说来说去，例如吕公著与欧阳修关系还是不错的，然而他是吕夷简的儿子，所以欧阳修绝不放过！这便是吕夷简忽然蔫了的真正原因。
赵祯不报。
不仅他清楚吕夷简的为人，郑朗与赵祯也评述过吕夷简，很公正，德操是小人，但为臣却是良臣，这些年做宋朝的管家做得真不错，赵祯也同意。就是现在有大事决策不下来的时候，赵祯还时常派人问一问吕夷简，这才心安。
况且吕公著便是郑朗的学生，因为郑朗，赵祯将王安石从状元降至探花，心中一直很愧疚，郑朗几个学生当中，赵祯也认为王安石与司马光有才气，可德操还是最喜吕公著，一个很温和的青年，为何要处理？
欧阳修再上书，国家有诏令，官吏不能遵行，原因是朝廷自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去年十月，曾有臣僚言，今后大臣厮扑（门客）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二人为奉职……
对门客宋朝人称呼为谦客，更下等的仆役称为谦人，但欧阳修说厮扑，说仆人，这是很恶毒的骂人话。赵祯让欧阳修吵得头痛，贬袁宗二人官职。
欧阳修又进第三篇奏折，闻近日吕夷简频有密奏，自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可有此事？是有的，赵祯是为了保护吕夷简，也是怕言臣闹，若有什么疑难的国政，于是打着让御药院的御医去吕家替吕夷简诊断病情的借口，询问国政。
怎么办呢，让着一点吧。
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腐败，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腐败，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腐败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有的郑朗察觉出来，但还没有系统的想，有的还没有想到。
吕夷简便想到这个以事论事。
“父亲大人，你是说虽以人论事，但最好偏向于以事论事？”
“著儿，你终于想明白哪，老父便是这个意思。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老夫忽然想到郑朗所说的法度，法便是框架，是面，度是在面里的调节，是点，但这个点不是绝对不动的。”
吕公著听了有些头晕，吕夷简又说道：“以事论事与以人论事比法度更复杂，以事论事是好的，可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以人论事是法，以论事论是度。但欧阳修这些人将它颠倒过来，你说阴阳颠倒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老夫以前也没有这么暴戾啊。著儿，虽中庸你也参与撰写，可延伸出来的东西，你先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