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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帮你解决一个问题。”白头发的老爷子站了出来，道：“免费复印不应该有等待时间，我去给你说。”
黄茂也不管这位是谁，赶紧领着去了。
到了组委会的办公间，工作人员见到一头白发的热心老头，却是突然热情起来：“查加夫先生，您怎么来了？”
“我想看到这位中国学者的论文，你们不给复印，我当然只能自己来了。”查加夫的声音很大，一下子就吸引了满屋子人的目光。
只见他不要人帮忙，直接来到复印机前，开始自助复印，一边复印，查加夫一边大骂会议组委会。
等他们印了50多本论文册子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几乎都被骂哭了。
“我们确定了您说的情况以后，会开掉他的。”在场的负责人不得不向查加夫如此承诺。
查加夫不见喜怒的道：“重点不在于他一个人，你们都有问题，我建议你们来听听杨锐的报告。”
在场的几名负责人连忙点头。
但是，等他们到了会议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塞的水泄不通，挤都挤不进去了。
“怎么安排这么小的会议室，组委会的脑子是浆糊吗？”来听报告的都是研究人员，指望他们规规矩矩的，不如期待会议室自动改大。
跟着查加夫和黄茂回来的组委会领导脸上发烧。
而在另一边，理查德已经看的傻掉了。
这里可是国际会议，受邀前来的学者也就几百人，同一时间举行的报告会却有五六场，一间50人的会议室塞满，怕是要塞进去半数的研究员，这样的待遇，理查德本人都没有享受过。
……
第423章 高规格
“咱们也进去。”理查德站不住了，趁着人多，拽着学生康纳斯往小厅里钻。
能吸引上百人现场去听的报告，一次会议也不会有几场出现。许多被分配了大会议厅的知名学生，到了演讲的时候，却也不一定能吸引到上百人。
上百人，在这样的场合，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别看就是一个几百人的国际会议，它的覆盖面比字面上的人数大百倍千倍都不止，而且，那些最引人瞩目的报告，往往会出现意料之外的轰动。
科学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生物领域来说，全球专注于此的科研人员超过百万，光是各大制药公司，各级高校以及非盈利的政府间研究机构，就能填上这个数字，若是再算上生物专业的博士生等等，这个数字还能翻倍。
但是，真正称得上科研专家，又在一线做科研的专业人士，其实是不多的。
而这些人，才是决定科研界走向的一群人。
比如制药公司，世界排名前几十位的制药公司都有数量过千的专职研究员，但要是细细深究的话，工厂里管技术质量的专职研究员在做科研吗？狭义上讲，其实没有。办公室里负责科技情报的博士生算是科研人员吗？其实已经脱离一线，不再有产出了。
甚至在实验室里，研究员和研究员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研究员的工作，就是研究别的公司的药品，有的研究员的工作，是比较本公司的药品，还有的研究员的工作，是听从某些研究员的命令打下手……最终，真正意义上在做研究的研究员，一个公司可能就几个团队，百人左右的规模，再把不算人头的实验狗去掉，也就是三五十人。
这三五十人中间，做决定的通常就是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往往就是最终决定了一家百亿级制药公司的研发走向的人。
同样的，一所几百人的生物研究所，把管档案的，负责后勤的，坐办公室的，脱产搞管理的，走关系混日子的人去掉，能称得上专业人士的，也就是100人左右。而这些人里面，再把精力不济的，经验不够的人去掉，能剩下三五十人都算是好的。再细分一下，把那些没能力申请经费的，有能力申请经费但因为种种原因申请不到的人去掉，一个上百人的科研所，当年认真做研究的，也就是二三十人。
要想研究出一点的东西的生物研究所，不管愿意不愿意，就得靠这二三十人。
当然，他们要是不想研究东西，只是下绊子的话，倒是不用剩下的几百人齐齐出马，派出几个人也就够了。
中国的科研机构臃肿不堪，欧美的科研机构也不会有多么的精简。
实在是因为科研的淘汰率实在太高了。
大多数人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下去了。
现实的严苛要求使得真正能够从事科研的人，必须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程度。首先你得愿意做科研，其次你有做科研的智力水平，第三，你得有做科研的知识储备。
当然，大部分的职业亦是类似的，只是科研工作的要求更高，更难达到。
小时候愿意做科学家的孩子很多，事实证明，如果这些孩子有相应的智力水平，继续梦想的几率其实是很大的。所谓的科学家，身家丰厚受人尊重，工作自由，成就感爆棚……但很可惜，只有每一个阶段都证明了自己是智商优胜者的孩子，才能继续这条路。
大部分的孩子小学期间就做不到数学90分，中学期间做不到物理90分，大学期间做不到学有余力，这和科研其实就没什么关系了。
实际上，考得上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想做科研的，十之八九也是不能如愿的。
因为在名牌大学后面，还有名牌硕士，名牌博士，名牌科研狗的路子要走。
只坚持到名牌本科的研究员，能进入相关领域的大公司，做一些应用方面的工作就算不错了；坚持到名牌博士的研究员，大概能进入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做一些应用工作。但最终，往往只有那些经过名牌实验室熏陶的实验狗，在蜕变成人以后，才具有在科技前沿做创新的基础。
这个过程听起来漫长，对普通人来说，或许确实如此，可实际上，大部分的科研精英的人生道路其实是很顺畅的。比如80年代的神级生物学家沃森，1947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时年19岁，3年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比正常人快了一倍都不止，而他1953年就与克里克完成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学说，并且发表在了《自然》上。
换言之，沃森同学19岁就已经大学毕业了，而在别的同学大学毕业的年纪，沃森同学已经博士毕业，去做实验狗了。而在25岁，也就是一般人硕士毕业的年纪，沃森同学已经将论文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只等着颁发诺贝尔奖了。
可以想见，当同龄人为高考SAT欲仙欲死的时候，沃森同学肯定是不慌不忙的，当大学同学为读研还是工作踌躇不定时，沃森同学都不用考虑这种事，而当同事在实验室里拼命工作的时候，沃森同学实际上是战胜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实验室，富兰克林实验室，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实验室，才最终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更准确的说，沃森同学其实也没有真正成神，因为他并未完全战胜威尔金斯，而是与威尔金斯，以及自己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共享了诺贝尔奖。
在诺贝尔奖以下的普通科研世界里，理查德的科研之路也是蛮顺利的。大学以前的经历自不必说，他甚至没有遇到过竞争者，进入大学以后，理查德依旧是校园中的佼佼者，最终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学任教，证明了理查德是生物科学界最顶尖的一撮人。
但是，在教授的位置上，理查德遇到了强烈的挑战。
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理查德的对手不再是同龄人，也不再是同学同事，更不会仅仅是一个实验室内的几条实验狗。理查德的对手，是全球各大高校，各大公司，各个研究机构的实验室。
而这些实验室，是不会满足于一篇小论文，一点小创新，一些个小机灵的。
就像是50年代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威尔金斯实验室，富兰克林实验室和鲍林实验室同时将目标瞄准DNA结构一样。每个时代的一流实验室，乃至顶级实验室，都盯着那些科技前沿的重量级热点。
然而，有深度，有价值，有影响力的重量级热点，永远就只有那么些，它们就那样摆在桌子上，等着研究者去破译。
坐镇世界一流实验室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竞争，竞争和竞争。
理查德还不敢和顶级实验室竞争，可即使如此，理查德还是经常面对失败。
在一些竞争中，理查德是胜利者，但在另一些竞争中，理查德却是失败者。
理查德不是不能忍受失败，只是败给杨锐，一名第三世界大学的大一学生，理查德实在是难以承受。
不仅是他不能承受，加州大学和投资人也不能承受。
“我们站后面一点。”理查德躲在阴影处，大脑飞快的转动着，手里的铅笔，似乎随时准备记录下杨锐演讲中的纰漏。
杨锐的论文也许是严谨而自洽的，但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理查德不相信杨锐还能如此的严谨而自洽。
论文是可以写了再改，斟酌再三的，问答阶段的回答，就要全靠个人积累了。
别的不说，光是杨锐的年纪，就足够理查德鄙视了。
台上的杨锐也确实有一些紧张。
报告会从来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
所谓的机遇，就是一次成名的机会，尤其是这种有上百人参加的报告会，很容易让一名地区性的专家，变成世界性的专家，而在业内，这就意味着来自哈佛剑桥之类的名校的邀约，或者是各种国际组织中的职位，若是专业相关的话，一些联合国乃至洲际组织的临时聘用，更会让一名研究员获得丰富而广泛的研究资金。
然而，赞扬的背后，也可能是批评与冷漠。
不是每次的报告会都有好的结果，如果被同行诘问的无法回答，一名专业的研究员就可能变成专门的笑话，进而失去科研资金的来源，甚至丢掉已经获得的职位也是很有可能的。
某些时候，正确但太过超前的言论，依然会得到毫不留情的嘲笑，而这些，正是杨锐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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