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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一发火，大家知道事情弄大了，不再吭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一发火，龙颜大怒，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于是，关于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最终以毛的意见通过。
刘、毛之间这次公开争论，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数人觉得那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使毛对刘少奇非常恼火。毛确认：此人不等我死，就会否定我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大会开完，刘少奇虽然检讨了，但毛的愤恨却没有冰释。
余怒未消的的毛泽东决心搞掉刘。
刘少奇意识到了毛的意向。几年来，甚至说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说明毛本性难移。这个浪漫的，喜欢拿中国和中国人民乱搞试验的领袖，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他不仅仍然热恋着那个初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且有一意孤行的趋势。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敌我矛盾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轻微经济问题，会伤害大批干部，会造成又一次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决心阻挡毛的新错误。
但是，一个由这么多人，经这么多年造就的领袖，谁能阻挡他的意旨呢？文化的传统和政治的体制足以将蚯蚓变成龙，但是却没有一个限制龙的笼子或者链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包括刘少奇自己。是他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他要求将这一点写到党章里边。养虎为患，咎由自取，恶果先由他自己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少奇找不到限制毛泽东的有效措施。他第一次为这个体制感到沮丧。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大概是选举。刘少奇相信选举，他希望在下一次党内大会上将毛泽东合法地选下去，叫这个做事没有任何章程的喜欢胡来的人远远离开政治，那样中国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毛不喜欢开会和选举。除了吵嘴，他不相信会议上能解决什么。他倒是经常担心会议会引出坏结果。即使象遵义那样的会议，结果也不理想，其他会议就更不要说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就是借开会完成的。从二十大到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成功是在车间里和战场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在乡村根据地和战争建立政权。
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形式。形式是文明的胎衣。人必须作出和形式相和谐的举动。一旦到了大众跟前，就会装模作样，连野兽都得斯文一些。毛无法取消这种形式。眼看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在八月召开，时间非常紧急。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变动，会议上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就可能玩完。
如果能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地位重新确定一次，组成一个更加实际的，有一定理智程度的领导班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会议明年就要召开了，要不要这样做，如何做，都要马上决定。他打算先找邓小平商量会议的内容、时间和开法，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毛泽东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一切封建帝王在完成暴力夺权以后，都会由依赖外臣变为依赖内戚，毛泽东也是如此。建国之初，那些在开国中建立功勋的将军和谋士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有时会恃功自傲，不把帝王太当回事。于是帝王的权力发生倾斜，王权不稳，它需要平衡。平衡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在自己家族和宫廷里边寻找。这就是所谓内戚。等到内戚，包括太监和皇族，乱到一定程度，外臣就会帮助皇帝造反，重新肃清朝政，就象后来叶剑英等捉拿四人帮一样。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外臣的威胁。后来，这个阴影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他要除掉那些因为过去的军功而获得巨大权力的诸侯——被他称为党内贵族和走资派的人物。除了自己的声望和林彪的军队以外，毛泽东能够使用的力量已经不多了。在他决计进行那个“伟大斗争”时，便首先把江青放出来搞样板戏。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毛泽东开始使用自己的家将和内戚，既说明他的势力已经不多，也说明他对别人的疑虑大大增加了。他本来不喜欢江青，可是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只好拿廖化作先锋了。
江青愉快地答应了，积压了几十年的热情、愤怒、才华和野心，一起膨胀起来。
江青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这个被人咒骂的女人，是个掉到深渊里的羔羊。那件荒唐的历史故事——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取缔她参政的权利——至今仍被很多自封为正人君子的人称颂。甚至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女权主义者，也掉进五千年文明的陷阱，认为江青不应当参政。几十年前，延安的那个决定，有些人即使不特意赞美，通常也会给以会心的理解。这个故事曾经象生理缺陷那样压抑着江青的尊严，如影随形地跟踪她，监视她，嘲笑着她的人格和失去的权利——那本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那个东西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准江青作为主席夫人出面”的决定。
到底那是个明文规定还是君子协定，连江青也说不出来。那个密而不宣的家法，就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扔尸的阁楼。江青好象违反家法败坏门庭的荒唐女子。全党都知道那个决定；所有头目都可以带着老婆出入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接见外宾，只有毛不能。
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她有“见不得人”的事。
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大恶大丑呢？
“你们凭什么要做那个决定？”江青不止一次问毛泽东：“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那些人搞的。”毛泽东不解释那个城下之盟，一推了之。
江青毕竟是从上海出来的。她接受的文化影响远比延安的农民首领丰富多采。稍微从那个中央决定的表面挪动一点点，江青就发现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是，当她发现黑洞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在那里呼喊、叫嚣、挣扎，没有用，所有的声音都被红色的古堡吸收得干干净净。延安的土窑洞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回声。她曾经向延安中央写过一封信，表达她的无限的愤怒和抗争的情绪。
……难道是因为我江青的出现，才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异吗？贺子珍骂我，骂过很多女人，甚至骂过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她为什么不骂自己的男人呢？毛泽东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当初他和贺结合时，杨开慧不也还活着吗？为什么当时没有给贺子珍这样的限制？为什么？
……难道因为贺是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吗？她是革命的，难道我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就不是追求和参加革命吗？在来延安的途中，我差点被逮去坐牢，难道没有危险吗？只有扛枪的军人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算革命？
……那个决定的根本的一点是领袖不能娶‘戏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最明白。这个决定是你们歧视文化人、歧视平民、歧视再嫁妇女的封建意识的大暴露！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是促成这个决定的干将。我要求他们主动站出来，取消那个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规定！
……你们不是承认自由恋爱吗？你们不是不反对再嫁吗？如果我和毛的关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因为权力，那么谁拥有这种权力，谁应当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的结合是本于感情，那么谁也没有权利责怪和打击我们。在解放区做出了这种谴责和限制自由婚姻的决定，出现了‘处女等于贞节’的封建写照，真是你们的羞耻！我郑重要求，收回那个决定，给我一个女人，一个女艺人，一个人的权利！
周恩来拿着信到了毛那里。
没等周说话，毛就先问周：“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你认为这事办得如何？”
周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当时大家是出于保护主席的威望。非常时期嘛！”
毛苦笑着。在浓重的烟雾中，周看见毛泽东眉心中那被痛苦折磨着的坚韧。
过了好一会儿，毛才说：“这信就象泼妇骂街。没有这封信，我还常常为她遗憾。现在看来，那个决定是需要的。即使单单针对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偏见，也应当约法三章。四个棱的木头，不从圆孔里走一走，哪里知道一个眼的婆婆也是个娘！”
毛忍受党内势力对他私生活的公然干涉，正是喜爱江青的明证。他不能忍受贺子珍的性格，可是支持贺的那些人又是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违心地接受限制，本不是毛的性格。但他必须接受周恩来那些人的围击，为了安慰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军。他们讲的是义气。
江青每想到这一点——毛宁肯牺牲自由也舍不得她——就觉得平衡些。毛看得起的女人有几个？毛为谁作过这样的牺牲？那是个宁他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他的人，能这样委曲求全，已经不容易了。这使江青得到充分的安慰。那是从地狱的瓦砾上反射出来的人性的残光。
同时，江青也深知：毛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受到屈辱和束缚，明天他会报复。根据这个逻辑，江青相信自己会有出头的一天。等到那放虎归山的日子，看我江青不把这怨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打得你们人仰马翻——我们妇女要解放！
那是漫长的等待，那是旷日持久的折磨。
封建法规，象一道铁箍，箍在江青的头上。尽管她不认可这种权利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她必须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