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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
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
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
－－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
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
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
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
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只好亲自到杭州向毛汇报工作。毛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词，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准备回去。他只是委托刘少奇对情况相机处理。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
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分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
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乱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
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清华大学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扇动学生，将运动推向无秩序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颇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
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
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权力。
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
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
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
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将潮湿的月晕就象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
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
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
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象个暴君一样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
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