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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熊向辉拿起一支毛的小雪茄抽。
毛问：“你们的参谋总长是谁？”
熊向辉说：“黄永胜啊。”
毛说起整风和检讨的事，熊向辉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连副部长都不知道，可见他们没有照我说的办。不办，就是不服，就是有别的计划。庐山会议以后，他们不承认错误。这种对抗，说明他们讨厌我，说明他们还想干别的。”
当毛说到后边还有人时，周很想听到毛泽东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又要表示自己并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以那种希望其有，又要做好人的复杂口气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我马上就改。我看那些人，也会改的。”
毛说：“你不同。他们是阴谋，你是阳谋，缺乏经验。搞阴谋的人是不会改的。”
所有的专制暴君都是这样。他们最怕别人在暗处，最怕有组织的活动。敌人在明地方，他打起来容易。敌人分散，就容易消灭。这正是那个制度的弱点。但它自己又不断教训人们：要反对它，就必须有组织，而且最初必须秘密进行。如果你听了他们的话，以为公开的呼喊才是英雄，那你就正中了奸计。
毛又问熊向辉：“你是自己写文件还是靠秘书？”
熊向辉说：“我都是自己弄。秘书写了，我不是还得花一样的工夫改？”
毛说：“就得自己写。我从来反对秘书专政，也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
这些显然是针对林彪的话，使熊向辉感到震惊。
周恩来和王海容坐在旁边，不动声色地倾听着。
毛谈了一个多小时的林彪问题，才听周汇报基辛格访问的事情。
出去后，周恩来叫熊向辉千万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谈。
毛泽东特别希望能够到南方，到民间去看看。
那一段时间，毛泽东陷入一种深刻的莫名其妙的苦恼中。他经常为自己的想象的世界着迷。现实的乐趣离他的生活越来越远了。美妙的理想世界的风景依然虚幻。现实所有的风景也不能随意欣赏。他越来越觉得有被自己的权力所囚禁的感觉。所有的囚犯都喜欢放风或逃跑，毛泽东也喜欢得到放风的机会。那是他的自由，他渴望着那种空气。
他喜欢和老百姓直接说话，他坚信自己追求的东西是老百姓喜欢的。他的成功需要从那个世界里得到验证，这不仅是为了成就感，而且是理念的证明。他希望在没有警卫、没有事先安排、没有特别地位意识的情况下，与最一般的老百姓聊天。可这不可能。
一次，在北戴河，他实在闷得不行了，决心去找老乡聊天。警卫要他戴上口罩和墨镜。他一看见群众，就觉得戴那些东西简直可笑，生气都扔了。这样，他马上就被老百姓发现了。在霎那间，他有过点儿温暖。但持续不断的欢呼使他烦恼。没达到目的，反破坏了心情。
他已经不能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有时在火车上，发现路边有个小饭馆，心地一动。他打算独自下去，吃一碗红烧肉。人就坐在那简陋的草屋里，就用那油渍麻花的桌凳。红烧肉就盛在那粗陶大碗里，周围是最底层老百姓。他们的放肆的欢笑、粗糙的语言、性感的打情骂俏，说不定还能听到一些议论当局的话，都会极有诗意。最好能听见地方上恶霸的故事，即使有人骂毛泽东也没关系。毛泽东将乐意和他们讨论。
可是，毛泽东一下车，就有人弄来特制的红烧肉。
毛泽东觉得那种由高级厨师做的菜一点味道都没有。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参观了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后，正是吃饭时间。毛下决心要吃一次饭馆。他只带一个警卫，来到了繁华的市区。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浏览平民的市井风光。在一条狭窄街道上，他们选择了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吃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说：“你们不让我出来吃。这里的包子味道就是好。”
吃过饭，毛泽东在临街的窗口看了一眼街景。正好被对面一个凉晒衣服的妇女看见了。那妇女惊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到十分钟，这个名叫阳春饭馆的地方就被围困起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激动地高声欢呼，所有的车辆都无法通行。从下午一点到五点半，警卫就是救不出他。后来天津市公安方面出动了大量警察，好不容易才使毛泽东逃脱困境。
在武汉黄鹤楼，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被中央反复批评，多次警告。他必须牢记他的生命安全对党的事业关系重大。为了自己的安全，毛泽东痛苦地接受了深入简出的生活方式。毛的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中国人蒙受灾难的原因，但贵族阶层需要毛这样做。上司的调查多半只能给当地领导添麻烦，而深居简出的领袖就必须听从周围的人反映情况。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终于又登上了南巡的道路。
随行人员中有：张春桥、汪东兴等。
这一次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意识到可能是一生中不会太多的机会。他想尽量少谈政治，放纵一下自己。放纵的人老觉得自己被束缚得要死，只有谨小慎微的人才时刻提醒自己别放纵性情。毛泽东觉得自己非常委屈，能够享受而没有享受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自然风光、平民生活、随意的逍遥和没有任何规定的闲散。他想自由，没有护卫没有监视没有照顾，就一个人东走走西看看，欣赏那些人情风俗，享受点世间平庸的欢乐。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丰富的文化，可他能领略的太单调了。他准备了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有没有实现的条件。最高地位的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能办成。有时他们就象是被囚禁的犯人。
可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各地的访问中，政治话题还是占据了他绝大多数时间。
他给各地军政首脑打招呼，使用了六六年的句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提到林彪时，他不再用同志，而是说“那位副统帅”、“那位副主席”等，揶揄口气十足。
毛泽东说：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说明，分裂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党是有希望的。第一次是刘仁静、彭述之，八十一个人成立左翼反对派，没有分裂成。二是瞿秋白，批评我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后来被捕，写了《多余的话》，叛变了。三是李立三先打大城市的错误，三个月就失败了。四，罗章龙要另外立中央，没搞成。五是王明路线。六是张国涛分裂。解放后，先是高岗、饶漱石联盟，后来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第九次是刘少奇那些人。最近的一次就是庐山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耿耿于怀。他越想越后怕：一伙上层军人，不和我商量，头头发一个号令，下边就要揪人，连政治局安排的会议日程都改变了。如果没有我，还了得吗！
毛泽东叫全军批陈整风，可是军队基本没有搞，大将们也不检讨。检讨了，毛泽东就好处理。毛泽东告诉被接见的各地要员：“大将们老不检讨，说明他们同病相怜。风不透，雨不透的，可见有鬼。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故意叫嚷天才。说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不符合事实嘛，马列都是一个时代的嘛。前几次都作了结论，这次先不作，为了保护我们林副主席。庐山会议上他那个讲话也没同我商量。当然，我们的政策是治病救人。不过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很难改正。”
毛泽东的口气越来越重：“有些事我早就说过，我从来反对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那样搞不好。华北组那个六号简报，我认为是反革命的。现在有人还在捂。我就是来给大家吹风的。我就不相信黄永胜那些人能指挥军队造反？军队、民兵、还有那么多司、政、后机关，能听你黄永胜的？广州军区的报告不错，我批示了四个字：认真研究。既然地方已经成立了党委。党委形成的决议，就不要再拿到军队讨论了。那样就颠倒了，就是军政权。有错误就检讨，不要背包袱，轻装前进。问题不在下边，在北京，在中央……”
消息不断地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南方发来的秘密电报。
凭借经验，周恩来确信，毛泽东这次是故意惹战，撩蜂出巢，熏蛇出穴。林彪的以静制动把毛泽东难为坏了。林就是要求谈话，毛就是不谈。不谈，林彪也不动，对毛泽东庐山上的批评不理睬。毛泽东没有办法，既找不到马上砍掉五大将的机会，也治不着林彪。现在，毛公开到社会上吆喝去了。从毛的口气看，他是对林彪不再寄托任何想法了。
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主持了九十九人的会议，发了五个大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陈，周恩来也希望批陈批得热闹些。可是，会议冷清得很，没批起来也没斗起来。周恩来发现，林彪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党羽已经相当丰满。陈伯达虽然已经垮台，但那个更大的支柱还没有倒。周警告自己：要谨慎，万不能马虎。那个集团的首领又凶又狠，只要他下口，就得掉肉。
周恩来享有合法的条件，搜集各种领导人的秘密，包括日常生活的时间表，而最重要的机密就在那些人们不注意的日常小事上。毛和林之间的频繁的聚餐和谈话已经越来越稀少。这一点周非常清楚。虽然毛说因为身体不好，想多读点书，休息休息。但他仍然时常接见人，有时谈话时间很长。毛不见林彪，是在疏远他，毛已经根本上怀疑了林彪的政治可靠性。毛在一个一个地剪除林彪的党羽。林彪自己也清楚。周恩来的计划就要进入实质阶段了。他打算积极帮助毛泽东实现这一目标。六六年搞刘少奇，吃了一头牛；五年过去了，老毛该吃另外的一只动物了，那就让他吃掉林彪这头狮子吧。少一个是一个，躲过去一天是一天。坐山观虎斗，也很好玩。
同时，江青及其文革派也开始拉拢军方的头头……任何人的垮台都可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