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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出任了调人，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愿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10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军阀表示友好态度时，正是孙中山主张讨伐“桂贼”的时候。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打算不理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桂系本身也有极大的矛盾，以前桂系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因为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各有局面，各有千秋。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脚色。于是问题丛生了：军饷是第一个问题，防区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权力问题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桂系中，陆荣廷是顶尖人物，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安排呢？
形势上的需要，桂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两派表示在这大变局中合则存 ，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1．5万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老实说如果能反攻广东，当时桂系也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这时的打算是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这时代最有趣的名词便是“援×”，如广东方面要讨伐广西，就组织援桂军，广西方面要进攻广东，也组织援粤军，这里的“援”字就是“侵”字的意义。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方面，三路出兵简直办不到，只好支援一批军火，让桂军有充足的械弹以重整旗鼓。不幸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口时 ，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连系的，这就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鼓励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把兵力在梧州集中，这种行动，对陈炯明起了刺激，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我不犯人，人竟犯我”。不过他却幻想和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怎知陈炳焜却在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这很显明地是为了侵粤，因此陈炯明也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可是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现在，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42营兵力，他是广西雒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境内）人，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与武鸣派的马济积不相容，马济是武鸣派的健将，是莫荣新的义子。
陈炯明既不愿意对广西用兵，于是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鸿英果然被说动，于是答应了陈炯明的条件。
到了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接着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鸿英又受陆荣廷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应该向广东发展。6月13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当北江败讯陆续传到广州时，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火重燃，于是陈炯明乃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到尚未恢复元气的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于是他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并请广西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表示同意，而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地位。因此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遂不能实现。
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陈炯明再度被迫作战，他在粤闽边区驻防时，孙中山一再要他率军回粤，他不答应。直到广东的桂系要出兵打他，他才下了决心回粤驱逐桂系。现在他无意攻桂，孙中山怎样敦促他，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桂军要进攻广东，才迫他顺从孙的意旨，决心讨伐桂系。
6月18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6月20日陈炯明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同一天，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这一来使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无所措手，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粤军遂不战而克梧州。孙发表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