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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以太岳纵队副司令员的身份担任陈赓的助手。在围歼敌增援部队的老爷岭和关上地区时，王近山在前沿指挥所里，发现敌军炮兵突然盲目射击，敌军阵地上有人扛起弹药箱在运动，立即向陈赓建议：
“敌人要逃跑，马上派20团迂回到土落村一带，断敌退路。”
此时，太岳纵队政委谢富治听到敌人的炮声，说：“敌人没有逃跑的迹象。”
陈赓哈哈大笑说：“这回我又要听王疯子的咯！命令20团立即出发，跑步抢占土落村，不许放过一个敌兵。”
果然20团先敌赶到土落村，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太岳纵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击毙敌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其所率援军23万人除2000余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最后，太岳纵队挥师截击从长治城内逃出的敌19军，把军长史泽波都活捉起来。事后，陈赓说：
“这次信了老谢的，就捉不到史泽波了。”
有人问他：“你怎么不信谢政委的，听王近山的？”
陈赓哈哈大笑，神神秘秘地说了“哥们”两字，就没有下文了。
（4）向3位“老领导”分学三样本事
王近山是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倚重的战将。
刘伯承称赞王近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徐向前评价他：“打仗勇敢顽强，指挥果断，机动灵活；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叫苦；敢打硬仗、恶仗，有时伤亡很大，也能顽强支撑局面，坚决完成任务。”陈赓则称赞王近山：“骁勇善战，战功卓著。”
王近山则说：
“我勇敢是向徐总指挥学的，指挥打巧仗是向刘师长学的，果断是向陈旅长学的。”
（5）能领会“大哥”的心神
有人这样说：
“在红四方面军中很有几员什么样的‘糙活’都敢揽，一打仗就喊‘烧铺草’的狠将。排‘小座次’有王近山、刘昌毅、胡奇才、查玉升等。可王近山和他这几个悍不怕死的‘把兄弟’还不全然一样，他脑子活，有定力，很懂得盘算手下兵马的存亡，这一优点又略盖过他红四方面军同门的‘智将’皮定均、聂凤智和周志坚。除此之外，他还有第三样好处，关键时刻他能领会‘大哥’的心神，来气魄。”
此话虽有些调侃的味道，但细观王近山的性格和他指挥的诸仗，确实没错儿。对于最后一点，有人可能反对，但的确如此，有二例子为证：
一是1933年10月反“六路围攻”中的守西面山一战，28团1、2营全部随政委冲出，而他偏偏带着3营纹丝不动，可谓是深刻领会徐总指挥“坚守莫出击”的“心意”。就此，有人说：“他甚至比军政委周纯全都强得多。”
一是1946年大胡杨一仗，刘伯承欲打整3师，几个纵队司令员慑于困难，“对主帅的问话，一时竟然无人应答”，他一个蹦出来，“大不了打折了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主动承担最艰巨的任务。这也可谓是关键时刻最能领会“上级心意”的典范之举。
而王近山这领会上级心意，并不是拍马溜须，全是去担当吃苦打仗的重活儿，因此这又不得不叫人叹服，故有人说：
“王疯子撒疯，不仅领导欢喜，就是同行同级也不得不敬佩！”
16虎将带兵
王近山一生戎马生涯，是一员杰出而有个性的战将，他在我军杰出的几个将帅手下为主将，手下也涌现出许多优秀将领和强兵，他带兵有许多的趣闻在军中传扬。
（1）
1942年，王近山任129师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2分区司令员。这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敌人进行残酷“扫荡”，边区又遇到多年未见的大旱，生活很苦。上级发出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号召，生产任务规定得十分具体，要求每人上交30斤晒干了的野菜，储备虞荒。于是部队上下—有空就到处挖野菜，完成自己的任务。
生产任务下达后，旅长王近山也和战士们一起去挖野菜。
警卫班长拦住他，说：“首长工作忙，就不要去了，我们警卫连每个人多挖一点，就把你的带上了，也是一样完成任务。”
“不对，我是王近山，你是你，这不一样！”
他和战士们一起去挖野菜了。以后天天如常。结果，一天一位团长来找他汇报工作，在旅部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人，一打听才知道司令员挖野菜去了，又找了老半天，才在野地里找到司令员，生气地说：
“战士们给你带点就行了，这点小事，你怎么自己去？！”
王近山批评他：“乱弹琴！当前生产度荒是大事，领导光叫下面去干，自己不带头行嘛？”
事后，在一次机关会上，生产管理员说：“司令员、政委都去挖野菜，有的参谋还不去，难道比首长还忙？！”他用司令员、政委的模范行动，批评那些借口工作忙不去挖野菜的人。结果，在领导带动下，军分区机关挖野菜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久，机关党支部又规定：春季，每人完成积3筐粪肥的任务。
积肥主要是拾毛驴、骡子的粪蛋，要早起，晚了就给别人拾光了。王近山也和大家一样，天还没亮就起早，手挎着筐子去拾粪。
北方的冬天很冷，粪蛋冻结在地上，大家只得用手抠，他也用手去抠。结果，他一回来，参谋或团长、营长等人找他汇报、请示工作，常常被他手上的粪蛋怪臭刺激得连早饭都不想吃。
王近山闻听此事后，哈哈大笑，开玩笑说：“没阶级感情，活该！”
但是，以后，每次挖粪蛋回来后他都把手洗了又洗，直到一点儿臭气都没有才去听手下的工作汇报，对此他说：“革命军人，不讲究卫生也不好！”
（2）
吴安良从1941年起就给王近山当警卫员。
在抗战最艰苦时，一些人对抗战前途有些糊涂认识，甚至悲观失望。在一次学习形势会上，连指导员参加警卫班的讨论，他针对这种情况说：
“当前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大家要树立信心，渡过难关，同志们都是革命的本钱，以后还要带兵打仗。”
班长吴安良发牢骚说：“轮到我们当干部那天，怕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刚巧，王近山从门外经过，一听这话，立即站住，进屋来了，问道：“吴安良，你说什么？”
吴安良没想到司令员会听到自己讲怪话，不好意思，含含糊糊地答道：
“我们在讨论形势。”
谁知王近山毫不放过他，追问道：“讨论什么形势？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吴安良低着头也不敢回答。指导员见司令员这么认真，只好把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王近山听完后，坐下来，对大家说：
“你们就是光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胜利！现在比起红军长征时期，不知好了多少倍！”
接着，他向大家讲起了了长征时的艰苦、当前抗日的全局以及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发展。最后，说：
“指导员讲得对嘛，你们就是革命的本钱，以后都要当干部的。不是你们自己想不想当的问题，这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发展，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当红军，是为了闹翻身，哪想过要当官，当干部？以后革命需要，你不想当干部也得当，这是革命的担子落在你的肩上。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好的思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在红军时，我担任过93师师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叫我去772团当副团长，平白降了3级。我开始觉得面子不好看，思想不通。怎么办？共产党员嘛，服从革命需要，以后自己想通了。”
这次谈话使吴安良受到很深的教育。后来，他当了警卫连长，去见王近山。王近山一见到他就开玩笑说：“连长大人，人死得差不多了吧！”
吴安良连忙检讨：“首长还记得我讲的落后话，那是小孩子不懂事嘛！”
后来吴安良又当了营长，王近山见到他又说：“营长大人，现在人死得更多了吧！”
吴安良脸都红了，说：“首长，我再也不说怪话了！你也别说了行不行？”
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不提此事了。
（3）
1945年上党战役后，党中央指示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抽调干部去东北，扩展八路军，巩固东北根据地。军区分配给386旅的任务是抽调组建一个团的干部。
386旅因部队要扩编，干部也很缺，加上在上党战役中伤亡了一些干部，386旅干部部门研究来研究去，也舍不得把强的干部放走。王近山听了他们汇报的方案后，很不满意地说：
“你们不要有本位主义，光看到我们这块天地，党中央抽调干部去东北，是从全局出发，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要坚决！”
接着，他说：“定下来，要抽强的干部送去，不能打仗的不给。”
随后，他还向一个主力团的团长“打招呼”：“你们团是老大哥，要带头做好样子。”
这位团长也当场表态：“好，我们给最好的！”
但名单送上来后，王近山一看，有位他认识的副营长名列其中。这个副营长责任心不强，有时命他去歼灭敌人，他把敌人打跑就回来交差。王近山当即打电话给这个团，说：
“这个干部，你给我退回去，我要调的是能打仗的好干部，不是这样赶羊打狗的！”
接电话的团参谋长回答说：“首长，这个干部是挺好的！”
“既然是挺好的，我照顾你们，就留下吧！”
王近山说罢，就把电话撂下了。
（4）
“干部要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要在最困难、最危险、最前线的地方摔打。”这是王近山教育干部经常讲的一句话，也是他自己行动的一条准则。每逢重大的战役战斗，他都亲临现场指挥，枪声一响，他就向火线奔去，谁也拦不住他。
1946年10月下旬，部队北撤，敌刘汝明部119旅自菏泽北犯进至任庄，为攻其不备，王近山捕捉战机，决定“杀回马枪”。此时，46团已过黄河往北走了30多里地，团长唐明春被通知率部立即返回接受任务。
当唐明春返回见到王近山时，王近山正躺在行进的担架上，发着高烧。可他一见唐团长，一骨碌从担架上爬了起来，连声说：
“太好了，太好了。”
随即，他叫参谋人员将地图打开，强打起精神给唐明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