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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墨。
1968年2月底，“横空出世”总部召开全体红卫兵会议，宣布常委决定：各战斗队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将指定专人写大字报。大标语，所需笔墨纸张凭底稿送经主管政治宣传的常委审查批准后去后勤组领取这样一来，“山下派”没了内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钱去买，但傅索安几个根本没经济来源，他们吃饭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么是好？当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里，商量对策。议来议去，只有一个选择：设法获取笔墨纸张，继续攻击“山上派”。
“山下派”对获取笔墨纸张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中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很方便，扯个旗号，然后找校长室开证明去公安局备个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于造反所需的经费，学校自会提供，有了经费就可以购置笔墨纸张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况起了变化，校长早已关进牛棚，校长室也不复存存，各中学都只剩两个对方派造反绢织，活动经费一部分主教育局领取，一部分凭本组织出具介绍信去商店强行除取实物，所欠款项有了钱则付，没钱就“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山下派”要获取笔墨纸张，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出具介绍信去文具商店强行除龋傅索安拍板：“有进无退！就这么干！”
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