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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匠、厨娘都是乡下人，哪里知道什么“电流”、“电压”，当下自然被傅索安懵住了，信以为真，如释重负。三人便回厨房去喝酒，傅索安担心两人多嘴多舌乱说出去引起了雪猷的怀疑，便说此事应当算是她的责任，因为插头是她拔的，一时大意了，请求“大爹”。
“大婶”不要对其他人说，免得主人赶她走，说着拿出一些钱塞给他们。花匠、厨娘原本就因傅索安的到来使他们减少了活儿而高兴，加上傅索安甚是乖巧，哪里舍得她离开，此时又得了钱钞，自是一口答应。
一会儿，傅索安看看手表半小时已到，便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一趟，把那玩意儿取了下来。却多了个心眼，不敢放在自己卧室里，而藏在花园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当晚，一宿无话。
次日，傅索安见丁雪猷夫妇神态依旧，料想没什么事儿，便利用去邮局替丁雪酞寄信件的机会，把X光摄像机送了出去，交给了每天守在联络点上的接应传工。
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锁具专家对所有X光像片进行了慎密的判读和研究，绘制了重达吨余的图纸，又经过上百次的实物试制，最后终于制成了一个和丁公馆那口“雷鸣牌”保险箱一模一样的锁具，并配制了相应的钥匙。1970年9月30日晚上，这把钥匙以及相应的密码数字送到了傅索安手里。接应特工向她转达了克格勃专家的意见，为确保万无一失，应当先试一试，看是否打得开保险箱。第二天，傅索安在打扫书房时，试了一下，轻而易举地把保险箱打开了。
10月10日，丁雪猷从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将军那里拿到了美国方面托交的“GV计划”第一部分资料。史密斯将军为表示对实施该计划的庆贺和祝愿，以私人名义在美军驻台司令部举行酒宴，热情款待丁雪猷。酒宴结束后，果然如傅索安两个月前所估计的，丁雪猷把技术资料带回了公馆，放讲了他认为万无一失的“雷鸣牌”保险箱。
傅索安从窃听器中获知这一情报后，于当天半夜时分果断行动，打开保险箱后，用“RDⅢ”特工照相机拍摄了丁雪猷拿回家的全部资料。次日清晨，这批资料已被制成只有一粒芝麻大小的微型胶卷，傅索安把它放在一个清凉油盒里，当礼品赠给了那个化装成小贩的克格勃接应特工。
克格勃的情报专家对这批情况的评价甚高。对外谍报局为了勉励傅索安，还用密写药水写来了一封表彰信，对她的工作予以好评，并许诺在完成全部任务返回苏联后，将给予重奖。但是，无论是对外谍报局还是傅索安，都没有料到，当这封信到傅索安手里时，危险正在向她逼进！
23
傅索安吓得魂飞魄散，暗忖此时
不走，还待何时？……全台岛戒严！
电视台、电台滚动播放“悬赏通缉”，
傅索安插翅难飞！
傅索安在丁公馆从事间谍活动被台湾方面很快就察知的原因，当时她并不知道，甚至连克格勃方面也不清楚。直到她历经艰难逃回苏联后九个月，才从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找她谈话的一位官员口中得知真实情况——美国准备并已开始着手援助台湾的那种化学武器。在当时美国的军事武器库里，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60年代中后期，由于越战的原因，美国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里处于世界之先。这样，即使不是最先进的化学武器，在苏联看来，已经是“耳目一新”了。傅索安盗拍的那部分技术资料，使苏联军方高级人士感到震惊，他们意识到苏联如果不立刻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将来是会大大吃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970年10月中旬在克里姆林宫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举行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立刻着手组织一批科学家开展研制化学武器的可行性研究。
当时，苏联化学家中有三人正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和访问，被国内紧急召回。这三名科学家，都是国际化学界榜上有名的角色。
根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情报机构的工作惯例，举凡这类科学家，都是他们的监视对象，他们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每篇文章都是情报特工所大感兴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中心，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档案库，将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核专家、气象专家地理专家的各种情况加以搜集保存，不断予以研究，以判断是否有研制新式武器、研究战争可行性的迹象。现在，苏联一下子紧急召回这三名化学家，马上引起上述国家情报机构的注意。这些国家互相之间订有“交换情报”的协议，经常交换一些被认为可以推出的情报。当下一交换，苏联的这一动态马上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注意。他们是知道“GV计划”的，专家一分析，马上怀疑“GV计划”在实施中有可能出了毛病，着了苏联情报特工的道儿。美国人动不动就要上真格的，尤其在谍报范围内，他们宁可上当白花力气，也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疑点。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脑脑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刻着手调查“GV计划”的泄密情况。局本部指定七名高级特工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小组首先在本国进行调查，循着和”GV计划”有关的国防部、陆军、兵工科研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极为秘密的调查，并未发现问题。于是，他们把调查触角伸向台湾，自然也是悄悄的，先调查美军驻台司令部与“GV计划”有关系的几位将校军官，在确认可以排除疑点后，终于认定毛病有可能出在台湾方面。
到这时，有关情况可以向美军驻台司令部通报了，并且按照惯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宜直接和台湾方面发生关系，而应当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和台湾方面联络沟通。调查小组和美军驻台司令部一通气，决定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出面向台湾方面提出请安排力量开展对此事的调查。
1970年11月3日，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向“中华民国总统府侍从室”打电话，要求会见蒋介石“总统”。当时蒋介石正患感冒，在发烧，遂让蒋经国代为会见。史密斯参谋长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后，要求立刻进行调查，并就此和美方保持热线联系。史密斯走后，蒋经国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见情况。蒋介石闻讯后很是惊畏，因为当时尼克松已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方面已经在某些方面显露出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端倪，“GV计划”的达成本来就来之不易，如果在台湾方面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断实施该计划的借口。因此，蒋介石立刻让蒋经国向“国防部长”黄杰转达口谕，命令“国防部情报局”仿效美国中央情报局组成特别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严密调查。
台湾党政军的组织结构，一向有些不伦不类，比如“国防部情报局”（其前身是“国防部保密局”，再往前那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从名义上看来应当完全归“国防部”管辖，但它的实权却在主管台湾全岛谍报工作的蒋经国手里。所以，蒋介石让蒋经国向黄杰转达口谕，实际上就是向蒋经国下命令。蒋经国当即驱车去黄杰官邸，传达‘”总统”口谕后，要求黄杰向“情报局”下达了有关命令，再往下这事就由蒋经国过问了，一直到调查结束，才让黄杰看了有关书面结论。
“国防部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要多，共有十七人，由军统少将级老特工叶佩防担任组长。叶佩防接受任务后，先去拜访了“国防部办公厅”“副厅长”龙政旺，了解了关于“GV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台湾方面的承办程序。调查组一分析情况，认为如果真是出毛病的话，那么毛病出在丁雪猷那里。
丁雪猷的情况，叶佩防自然知晓，他不敢贸然把调查触角伸向这个深受蒋家父子器重的红人，遂去求见蒋经国。蒋经国听了倒并未觉得意外，他认为了雪猷本人决无问题，无论从其信仰、忠诚及经济状况的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决无与苏联合作的可能，估计毛病出在其周围。蒋经国指示叶佩防：直接与丁雪猷接触，向其了解有关情况。
叶佩防领了令箭，有恃无恐，当下便找了一个丁雪猷正好去“国防部”自己的办公室坐坐的机会，闯了进去，和丁雪猷当面接触。叶佩防和丁雪猷，实际上是老相识了。当年丁雪猷以美国对华军援组成员身份待在陪都重庆时，叶佩防是军援组的卫士组组长。丁雪猷去前线视察时，叶佩防总是提供寸身不离的保护。有这段情谊，又有蒋经国发的话语，丁雪酞对叶佩肪还是客气的，知道叶英语水平蹩脚，他特地说起了汉语。但他一口咬定自己这边肯定不存在什么泄密问题，让叶佩肪去其他方面调查。叶佩肪好说歹说，并且表示相信他这边不会出什么纰漏，只不过作为程序过过场，才使他答应谈一下自己经手办理“GV计划”的经过。这一谈，叶佩防马上发现有一点不对头：丁雪猷竟然违反规定把“GV计划”资料带回家，虽然只在家里放了一夜，但谁能保证毛病不恰恰出在这个晚上？
叶佩防一说，丁雪猷哈哈大笑，不以为然道：“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那口保险箱是美军司令部赠送的‘雷呜牌’，不是吹，别说什么万能钥匙了，就是我把原配钥匙插在上面叫人去开，也别想动它的脑筋！再说，这钥匙我是昼夜寸身不离的！”
叶佩防见谈不下去，只得布置开展外围侦查。他倒不是已经认定准是丁雪猷那里出了毛病，而是此事系蒋氏父子亲自交办的，必须把劲使到，方方面面都查一查，有苗头当然最好，该他立功受奖。没有线索，他也可以交差，落个“办事认真”的评语也是好的。
所以，他执意要调查清楚。
由于把疑点设想在丁默猷把资料带回公馆的那天晚上，所以调查组把调查零点定在那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