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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是个体重百余公斤的胖女人，难为她还穿着一套克格勃的校官服，佩着少校衔章，闻报后像头大笨熊似地走进了傅索安的房间，问长问短一番后，让服务员给傅索安量了体温，然后说：“你必须去医院！”
招待所长给不知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只隔得十余分钟，一辆救护车就已经呼啸而来，停在楼下。傅索安被送住位于马特洛索夫大街的克格勃医院，经诊断是患了大叶性肺炎，立刻住院治疗。
傅索安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疾病倒没给她带来多大痛苦，难熬的是寂寞和空虚。她原以为玛莎以及在莫斯科的那几位苏联同学获悉她患病住院后（上救护车时她关照招待所长给他们打电话的），会来医院看望她并且陪她聊天的，她一直等到出院也没见这些人的影子。后来知道，那些和傅索安接触的同学都被克格勃有关部门找去谈过话，警告他们不准搞小集团，所以这些人吓得一个也不敢来医院看望傅索安。
傅索安独自躺在病榻上，医院规定不能阅读书报，也不能看电视听广播，当然更不能喝酒，这样，她只有静思默想。好几次，傅索安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了家乡，寻思今生再也难以见到，不由得一次次潸然泪下，抽泣不已。
傅索安人院后的第十五天，招待所派来两名服务员，驾着一辆轿车来接她出院。胖胖的招待所长在招待所门口迎接傅索安，见她下车，迎上来和她握手，并送上一束鲜花：“亲爱的傅，祝贺你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
傅索安还是住原先的那个房间，她进去后不无惊奇地发现里面多了个金属书架，上面放满了俄文版、英文版以及台湾印的中文版的《情报学》、《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特工谈如何获取情报》、《情报特工实践》、《我的情报特工生涯》等关于情报学的书籍。傅索安一个愣怔后，问道：“这是谁布置的？”
招待所长说：“这是昨天局部派人送来的，说给你阅读。”
傅索安没再说什么，招待所长离开后，她开始琢磨此举的用意。起初，傅索安以为又要派她去哪个国家搞情报了，心里隐约有些忐忑。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不对头：如果是搞情报，是不必看这类书的。自己已经是一个称职的、有过实践的特工，毋须研究这些纸上谈兵的玩意儿。那么，上面可能是另有用意了。什么用意？
会不会让她写一篇情报方面的文章，刊登在克格勃内部的工作杂志上？傅索安想到这里，头就痛了：她的俄语口语现在算是过关了，可以说得和苏联人一模一样，连俚语骂人话都精通。但是，对文字却没有把握，阅读还可以，写文章却是断断不行的。如果让她写一篇文章，那简直要从头学起，费时间耗精神，如今她已提不起劲儿来鼓捣这套玩意儿了。但是，克格勃纪律规定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她又不得不这样做。
这天晚上，傅索安是带着极端厌烦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进入睡眠状态的。她没有想到，克格勃让她接触这些阅读物的用意，并非是要她写文章，而是委以别用。
次日，傅索安以为克格勃会来人找她谈写文章的事，但却无人前来。她百无聊赖之中，就从书架上选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到晚上8点钟，一本书已经翻完了，于是她又拿了一本。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正在看书时，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她以为是服务员，说了声“请进”，头也没抬，继续看书。傅索安听见门被轻轻推开了，却没有脚步声，而是飘进来一阵烟草味，她抬眼一看，不由自主地扔下书本站了起来，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苏联老头，穿着一套烫得笔挺的克格勃呢军官服，佩着大校衔章。他，就是1968年7月17日找傅索安谈话并让她填写参加克格勃的表格的安德烈上校！
傅索安愣过之后，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笑。安德烈走进房间，开口道：“是你吗？傅—索—安！”
傅索安如两年多前一样，冲安德烈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尊敬的首长。”
安德烈拥抱了傅索安，并且吻了她的额头，说：“我的孩子，两年多不见，长得比过去更漂亮了！”
安德烈松开傅索安的时候，她看见仍是上次见到过的两个便衣卫士站在门外，便问道：“首长，请您的卫士进来坐坐吗？”
安德烈说：“不！把门关上。”
尽管傅索安对当克格勃特工已有厌烦情绪，但她对给自己指引这条路的安德烈始终怀着感激之情，也许是当初和他的见面意味着从叛逃以来的苦难到脱离苦海的分界线的缘故。她像招待自己的亲人那样，脸上浮着真诚的笑容，给安德烈端咖啡、沏茶、削水果，然后，又倒了两杯葡萄酒，一杯奉给对方，一杯高高擎起：“首长，祝贺您晋升为大校！我们下次见面时，您一定已经是将军了！’安德烈喝了酒，笑道：“我的孩子，你的俄语已经说得和苏联大没什么两样了。告诉我，这两年多时间，你过得好吗？”
傅索安知道安德烈是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高级官员，估计他不会不清楚自己这些日子里干了什么，这纯粹是一种作为正式谈话前的过渡性话题，所以，她用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全部内容。安德烈点点头：“傅，你干得不错！长此以往，你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取得更大的荣誉！”
傅索安微笑着问道：“首长，您的到来，是不是象征着要给我安排新的工作了？”
“哦！多聪明的孩子啊！”安德烈发出慨叹，“你说得不错，是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岗位，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岗位。”
“什么岗位？”
“派你去谍报学校当教官。”
傅索安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叫我去当教官？首长，我怎么能当教官呢？我自己才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一年出头哩！”
安德烈像是没听见这番话，继续说他的：“你去那里教授‘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这是我们经过慎重研究的。当然，你还需要学习，所以我通知对外谍报局给你送来了这些书籍。另外，我们还要安排你到克格勃的高级特工学校去进修六个月，主要是学习一些情报学理论知识。”
傅索安还想分辨说明自己难以胜任，但刚说开了个头就被安德烈神情严肃地阻止了：“傅，这里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
傅索安见状不对，只得点头：“我服从安排！”
笑容又回到了安德烈脸上：“傅，你记住，对于你来说，最难渡过的阶段已经渡过了，接下去，不管几时，都没有能挡得住你前进步伐的障碍了。”他点燃了已经熄灭的抽斗，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现在，我可以给你说一下你去执教的那所谍报学校的情况。”
傅索安从安德烈的叙述中，终于明白了克格勃调她去当教官的原因——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敌视中国的程度愈来愈深。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69年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决定了责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中国开展谍报工作。克格勃内针对中国的特工，都集中在对外谍报局第六部。该部的职能是针对中国、越南、朝鲜开展谍报活动，原先特工人数在对外谍报局同类的十个部中虽说是最多的，但现在为了加强对中国的谍报工作，理应大大增加特工。为此，克格勃在进行紧张的可行性研究后，决定新设一所特务学校。这座学校设在苏联、蒙古边境的贝加尔湖附近，位于伊尔库茨克以南大约三十多公里，名叫“契他伊斯卡维”。
在俄语中，“中国”的读法是“契他伊”，“契他伊斯卡雅”的意思，就是“专为中国而设”。“契他伊斯卡雅”只招募亚洲籍特务学员，尤其注重招募中国人。苏联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了这个计划，指定于1970年初开始筹建。至1971年春，“契他伊斯卡雅”的建筑物已经耸立，开始进行设施施工。与此同时，克格勃开始物色教官和制订招募特务学员的计划。按照克格勃高层核心的构想，“契他伊斯卡雅”创设伊始是短期训练一批特工，迅速充实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力量，为今后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对外谍报局特别第六部打下基础。这样，该校招募的特务学员应以中国人为主，其对象是：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及其他成分的人员，苏联及亚洲各国的华侨。
可以想象，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不懂俄语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学期内难以解决。因此，就只能在教官上动脑筋，挑选一些精通汉语的克格勃特工去充任教官。克格勃人事管理部根据这个构想，在物色教官时，马上想起傅索安，认为她不但具备其他条件，还因其原先的红卫兵身份易与特务学员中的知识青年取得沟通。这样，傅索安便被列进“契他伊斯卡雅”的首批教官名单，指定她执教“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
傅索安了解情况后，寻思这样也好，至少她可以不再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与提心吊胆的日子告别了。这样想着，她的情绪变得好起来了，请安德烈和他的卫士吃了一顿饭，饭后还兴高采烈地跳了舞。
一星期后，傅索安被送往位于喀山的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让她进修情报学。
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规矩比特维尔谍报学校还严，但傅索安这次是以教官身份去进修的，所以学校管不到她，教官们对她也很客气，她在里面算得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半年将要过去了。就在傅索安扳着指头计算日子准备举行告别筵席款待教官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降临到她的头上来了！
27
傅索安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
幕：在温都尔汗三叉戟飞机坠毁地，
克格勃专家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
颅，放进沸水中煮。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傅索安在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的教官餐厅吃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