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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制度的罪恶。作品通过描述张大哥儿子天真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以及争取释放的过程，向人们指出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社会现实。逮捕天真的是“一个全能的机关”，“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它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这是一个“神秘得象地府的地方”，它派出的特务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在财政所，这个幽灵就是小赵。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科员，然而他监视、刺探人们生活的一切“秘密”，他同所长夫人相勾结，暗地里控制着财政所的人事变动，操纵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他利用张大哥急于营救儿子天真的心理，以答应保释出狱为名，强行勒索张大哥一所房子，诈取老李二百五十块钱，并企图霸占张大哥的女儿秀真；对于敢同他争夺姘头的吴太极，他的“算计”是：“至多再叫你玩上一个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王那儿去，我是头蒜！”对于敢同他“碰碰”的老李，心存杀机：“真，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作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是这样卑劣无耻，“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意义。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作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作品虚写那个操纵着人们生死的人间“地府”，实写同这个人间“地府”有密切联系的恶棍小赵，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这种特务制度极端残忍、极端黑暗的本质。作品结尾小赵被丁二爷掐死，是有象征意味的，说明人民群众终有一天不堪忍受这种形同地狱的生活，铤而走险，尽管这种个人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离婚》的主要成就，是以批判的态度解剖了市民的庸人性格和庸人哲学。
张大哥是作品刻划的市民性格和庸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是财政所的一名科员，他在财政所“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他热心地为人说媒，这几乎成了他第一职业，他从中享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这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他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他的哲学是“折中”：“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他的“生命观”是舒服，“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他是毫无苦闷的人，他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他是已经同灰色生活化为一体，而又以消极的人生哲学腐蚀他人的一个庸人、京油子。
老邱被称为“苦闷的象征”。他区别于老张的地方是自知已陷入庸俗而不能自拔。他曾经痛苦地自白：“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他有苦闷，然而也仅止于苦闷，最后仍然是妥协、敷衍。
老李在书中是个使人同情的人物。他也是财政所的科员，然而他有理想，有热情；曾经试图冲出灰色生活的重围，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以失败告终。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他的活动展开的。他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北平，虽非别人勉强，却也是无可奈何，他对妻子并无感情，只是聊尽一种义务；在精神上他时时感到孤寂，心里向往着“诗意”的生活，梦幻着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但是，他缺少行动的勇气和决断，到头来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狱，他感激张大哥平日的关心，决心把自己“押给”小赵，以救出天真。然而无济于事，反倒叫小赵讹诈去二百五十块钱。他厌恶财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赵的卑劣和无耻，他试图反抗一下，结果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张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劲，随便，大家都在地狱里，谁也救不了谁。”后来，天真被丁二爷救出，张大哥复职，财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样缓慢地流动，景象是越来越黑暗，他只好走辞职一条路，携同妻儿回到了故乡。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战败者。
老李的性格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来源于崇高的品格对恶浊社会的坚毅的抗争，而是来源于善良的、柔弱的心肠对于丑恶的无可如何的妥协和退让。不错，他有理想，然而却不能坚持地加以实行，他也试图抗争，却终于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浩叹和惋惜。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离婚》中许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调。小赵是个例外，其它如张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虽然生活遭遇有不同，个性特征有差异，然而在怯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张罗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却很满意。他的“理论”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这样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漏屋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多少尖锐的矛盾，就在这种“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为怯懦，老李的表现有时是“折中”。他对革命，未始没有向往，但是又认为“近于破坏”；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却又觉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况下老李的怯懦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屈从：“什么事都由着别人，自己就没个主张？穿衣服、结婚、接家眷，生，死，都听别人的。连和太太吵几句都不敢。”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这些男女的消极的市民意识，展示了这种市民意识的可怜、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恐怖政策，人们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装进监狱，如天真的遭遇那样，这种社会政治条件是必然要造出一个怯懦者之群来的；另一方面，庸人性格和庸人意识的形成也同这些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关。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是软弱的、短视的、苟安的、敷衍的。张大哥对于老李出走乡下以后的生活命运曾经有个推断：“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这个推断虽然带有张大哥本人性格上的烙印，但却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使老李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老李“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老李明知如此，“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现在已接来家眷，更必得往里爬了。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她’在家里等着他；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老李立在当中——科员，家长！”这就决定了一切。“诗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只要这种生活方式、经济地位不改变，灰色的生活以及这种灰色生活孕育的庸人性格也无从改变。假如不结婚，不做“家长”，谋生问题或者不见得有多么严重，人们对未来了无顾忌，也许反抗的精神可以健旺一些，比如丁二爷就是如此。但是这究竟是少数。我们看到，在作品中，这些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生计问题，已经化作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束缚起来。作家所以细致而又深入地描述几个科员家庭的生活，这既是为表现他们的怯懦、折中和苟安而选取的特定的生活场景，也是造成他们性格的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无论是老李同乡下妻子，还是老邱同纸板夫人，或者是吴太极同方墩太太，他们这些人离婚的变故以及最后和好如初的结局，都是妥协、敷衍的灰色生活的具体反映。
这种以妥协、敷衍、折中、怯懦为特征的庸人性格、庸人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渗透着，它麻痹人们的精神，阻滞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