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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材、情节上，与《鼓书艺人》有相近之处，剧中的主要人物，多数可在《鼓书艺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破风筝与方宝庆，方珍珠与方秀莲，以及连姓名都没有变化的方太太、方大凤等，虽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洁青同志称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洁青：《写在中文译本〈鼓书艺人〉之前》。），是很确当的。
《方珍珠》写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无论是构思准备阶段，还是动笔写作阶段，老舍都曾广泛地听取文艺界一些同志与友人的意见。凡是正确的有益的建议，他都积极地采纳、吸收。例如对方太太，初稿未写她的转变，友人建议给这个人物一点希望，不要使她顽固到底，老舍觉得这个建议能够增强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于是就在第五幕中写了方太太的转变。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剧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向三元应在舞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当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也是有主见的，不随风倒。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老舍的谦虚、认真的创作态度。
《方珍珠》完成之后，老舍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同《方珍珠》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老舍对旧北京十分熟悉，回国之后，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他说：“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因而，这两个剧作，就形成了一致的特色：采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北京的变化，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如果说，《方珍珠》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存在明显的前熟后生的缺点，致使对比主题的表达有空泛之感的话，那么，《龙须沟》中的新旧对比，则来得自然、和谐，既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激情，又有恰如其分的艺术处理，它说明，老舍建国后新旧转换的创作过渡期已经结束，他的全新的创作时代开始了！
《龙须沟》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为表彰老舍创作《龙须沟》的艺术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的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在授奖仪式上，彭真市长亲自将荣誉奖状授予老舍，他握着老舍的手说：“我代表全市人民，向我们人民的作家老舍同志致谢。”老舍激动地说：“我感谢市长给我的荣誉。”他把这一天称作“我光荣的日子”，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注：见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完成《龙须沟》之后，老舍又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就形式而言，包括相声、鼓词、曲剧、歌剧、独幕话剧等各种门类，其中较比重要的作品有曲剧《柳树井》、歌舞剧《消灭细菌》、歌剧《大家评理》、独幕话剧《生日》等，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春天至一九五三年春天。其中以宣传婚姻法为内容的《柳树井》，曾在全国城乡广为流传，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老舍写这些作品，目的仍在于宣传，或者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一项具体政策，或者专为讲述一个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的生活道理，他力图把它们写得通俗、生动、明白，使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了解。他是有成就的老作家，他认为老作家写这些通俗作品，既不是“大材小用”，也并不“失去身份”，他说，“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发生好的作用”，就不存在“损失作者的身份”（注：《生活，学习，工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之类的问题。他还说：“我匆忙中写出的一个不很好的通俗小歌剧，《柳树井》，在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用各种民间的说唱形式上演了它。我不知道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可是我知道它的确起了一些作用。这使我满意，满意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满意我能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注：《生活，学习，工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可谓达到了“全心全意”的地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他受之无愧。
一九五二年二月，老舍开始写作另一个大型话剧《春华秋实》（三幕七场）。这个剧本取材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初，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在“三反”运动中，又大量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勾结，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情况。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全国大中城市，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是向资产阶级中的违法分子所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正面斗争，在全国大约进行了十个月之久。这次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春华秋实》以荣昌铁工厂的工人与违法资本家、经理丁翼平的斗争为线索，比较完整地描写了“五反”运动的全过程，反映了党对资本家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的正确性，揭露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给国家、给人民群众所造成的危害，也表现了建国初期工人阶级的忘我的劳动精神和翻身以后的主人翁感。它的主题是有意义的。在当时，正确宣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仅可以教育资本家遵纪守法，为国家建设尽力，而且也可以教育干部和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
丁翼平的形象，写得比较真实。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丁翼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吃过一些苦头，解放前夕曾经以卖机器零件过活，险些破产。解放以后，他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积极捐献，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热情。作家描写了他的进步性，就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上正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剧本重点写了他作为资本家所具有的唯利是图的一面，以及他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农村抗旱备荒的时候，丁翼平承揽了制造水车的一批定货，他采用投机取巧的办法，将第一批交货的五十台水车做得结实、漂亮，骗取了有关部门的信任，使定货转眼之间增升为一千台。从第二批定货的五十台开始，他改用碎铁下料，不仅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无法确保劳动安全，而且使水车质量大为下降。农民买了水车，用不了几天就“扯不上水来”，等于买了一堆废铁。丁翼平通过这次偷工减料，大发横财。围绕着“水车事件”，剧作家还写了丁翼平的多种罪行，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了不法资本家危害国计民生的猖狂性和严重性。他以手表和自行车贿赂国家干部于大璋，从而打开了抛售次质水车的渠道；他企图给工会干部开小灶，用以腐蚀工人，离间工人的团结；他和不法资本家管清波、王先舟等组织奸商小集团，合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企图利用后勤部需要大量洋镐、铁锨之际，提高铁料价格，牟取不法利润；他在“五反”运动就要开始之际，采用提前放假，延长假期的办法，使大批工人离厂，给“五反”运动制造困难；他造假帐，企图蒙混过关……。通过这些情节，剧作家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丁翼平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阶级本性，也刻划了他狡猾而又持重的个性，使人物的性格既具有真实性，又有较为丰富的内容。老舍还写了丁翼平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通过“五反”运动，终于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认识，逐步走上了接受改造的正确道路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描写尽管比较简单，有失概念化，然而却正确地体现了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为有不法行为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出路。因而从艺术处理上讲，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当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活动在丁翼平周围的几个资本家，也大都写得形象鲜明。五金行商人钱掌柜，利欲薰心，一毛不拔；另一个五金行商人管清波，野蛮、狂妄、放纵；生意不大的铁工厂厂主唐子明则胆小怕事，较比安分、正直。和这几个性格尚属清晰的资本家形象比较起来，《春华秋实》中所写的工人形象则显得单薄，概念。老舍写了十多个工人，也专门安排了写工人的场次，但是由于作者不熟悉工人的生活，未能刻划出一个性格鲜明的工人形象。
老舍动笔写《春华秋实》的时候，北京的“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生活本身的发展并未给作家提供充足的素材。他动笔写这个剧本，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注：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一文中，老舍说：“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老舍的创作热情是可贵的。在旧中国，老舍饱经忧患与痛苦，从美国回国之后，突然置身于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之下，使他长久地沉浸于喜悦、幸福的感情之中。热爱党、热爱新生活的真挚情感和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神圣责任感，促使他不断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促使他有意识地、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看到，老舍的这种创作热情一旦和他所熟知的生活与人物相吻合，他就会写得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