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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辏г谀戏秸钠旌畔侣氏婢偃氤ど场Ｊ奔涫且痪哦鹉炅隆�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