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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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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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