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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