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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后，慧芬略有些慌张地打电话来问邵长水：“厅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还来了一帮子人，呼呼啦啦地说是要给我们家挪挪地儿。这是咋回子事嘛，整得鸡飞狗跳猫上墙的！”邵长水答道：“听着，我也是才知道这档子事。别哆嗉。也别咋呼。马上按厅里的安排去做。豆豆到家了吗？好，我马上安排人去接豆豆。你管好蛋蛋就行了。”豆豆蛋蛋是他女儿儿子的小名儿。
十二 共和国骄子
夜幕刚刚降临，大屯区李家堡街道办事处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就跟开了锅似的喧腾起来。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儿像夏天雨后林子里那些疯长的蘑菇，霎时间便占满了小街两边所有的空地。摊主们各自点着一盏电石灯，照亮各自面前那一小片地面。这种富有原始魅力的火苗，在由人流造成的空气波动中，幽明地闪烁着晃动着，成了这“圪瘩”一大景观。
大屯区是省城著名的重工业区。省内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几家重型机械厂、轴承厂和汽轮机厂又全集中在李家堡。全省最高的烟囱、最宏伟的厂房、吨位最大的锻压机、体积最庞大的龙门刨和龙门吊、单炉容积最大的电炉、全国名气最响年龄最大的劳动模范群体……也全都出在这儿。街区里，不时有古老的蒸汽车头拉着炽热的钢锭；生铁块、焦炭和各种型号的线材、板材，在浓烟的伴随下，啸叫着穿梭往来；再加上老有三十多吨的大卡车拉着矿石和各种辅料从你身旁震颤而过。在这儿，你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街区，哪个是厂区。或者应该这么说：街区就在厂区里，厂区包容了整个街区。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从下面这一句话，你就可
以充分体会到：多年来，人说，只要俺李家堡“一着凉”，全省当年的生产计划肯定就要“感冒发烧”，以至全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因此也会“哆嗦几下”。为此，每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中，肯定都会有“李家堡人”。在那个年代里，从上到下，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看法：没有“李家堡人”的参与，什么样的大会，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他们忽视了这里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李家堡的辉煌是仗着“国家订货”和“国家包销”支撑着的。～旦“国家”撤出．“市场”进入．”国家“不再为你“包产包销”，几十年来隐在这些“天之骄子”深处的体制性弊病，便突显无遗。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它们必须瘦身．必须改制，必须低下自己“曾经高傲的头颅”，一切从零（更多的还得从负数）开始……船大难调头啊。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开始下岗．数以千计的干部得重新寻找生计。要知道这儿有许多家庭．三代人都在一个厂子里谋生。全家老小几十张嘴都指着一口大锅给淘挨吃喝。一旦这个厂子这口大锅陷人“转制转产”或停产熄火的阵痛中，对这一类家庭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和“颠覆性”的。煌煌“李家堡”一时间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的“黯淡”和“冷清”了……
邵长水每一回走进这条李家堡小街，每一回看到那些夜色中蹲在自己的地摊前“卑怯”地吆喝着那点小生意的“工人弟兄”，他心里都会止不住地涌起一股股酸热=他知道这些人，几年前，头上很可能都还闪耀着“七级老师傅”、一科长”、“段长”、“车间技术员”或“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的光环，为了不至于发生“所有人和大船一起沉没”的险象，他们无奈地悲壮地被要求先期跳离大船，让自己沉浮在“海”中自行谋生。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因此有可能游到某个小岛上，抓住一片阳光和绿阴，重建自己的“多彩人生一”有的呢．兴许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了……
邵长水今天是根据劳爷在“密件”里所提供的那份名单，来寻找一个叫寿泰求的人的。赵五六给他的任务是找到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搞清他们和劳爷的关系．并进一步闹明白劳爷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的“背景情况”．以及他这几个月在陶里根到底“忙活了些啥”？赵五六虽然在厅长跟前替劳东林说了不少好话，但对于他脱光了身子躺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的场景，也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解释．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邵长水和他那个三人小组围绕着这份名单，为完成这任务，已经忙碌了十来天了。
在复核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研究确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时，邵长水和赵总队曾发生过矛盾。邵长水当然不会去跟赵总队眇架干仗，但他还是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他分析道，从破译的“劳爷密件”看，重点有这样三个：一，劳爷强调如果自己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这预测到底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凶手
又是谁？这是明摆着一定得闹明白的。二，劳爷说“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此说，依据何在？他是否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如果拿到了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现在又在何处？如果他没有拿到证据，他又是依据了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一点，按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关于这，袁厅长有明确指示，不让去趟这“雷区”，那么，复核小组的侦查重点就得越过它。第三，劳东林在陶里根待了这几个月后，内
心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变化。甚至让他对“受贿”的顾立源和行贿的饶上都，对暗中跟踪监视、以至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人都产生了种可以理解，并想跟他们沟通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太奇怪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刑警和干警身上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的确不像我们某些文艺作品和中小学政治课中描述的那么“面目可憎”、“举止粗俗”。有的甚至“风度翩翩”、“面容姣好”。有的还可以说出自某一些“正当理由”才走上犯罪的不归路的……为此，是有可能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悯”的。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劳东林身上，就不可理解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大夫，绝对不可能再对从活人身体中流出的每一滴血、割下的每一块肉，再大惊小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他后期在陶里根的行为了没有？如果影响到了，他为什么还认为那些人要谋害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所有这～切，都集中到这一点上。那就是给车祸案准确定性：到底是不是“谋杀”，如果是，真凶又是谁……
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掩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编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