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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别墅区，再回过头来鉴识方位，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出，这座“精英会所”（或称之为“私人会所”也可）跟那个咖啡吧一样，都坐落在那条著名的滨江大道上。不过，一个在大道的西头，一个在大道的东头而已。而那个咖啡吧离那条被当作国境线使用的大蒙江，直线距离只有百十来米。它身后还长着几十棵几十米高、水桶般粗的加拿大黑叶杨，层层簇拥在一起，颇为壮观。大蒙江宽阔，绵长。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它，这时正嘎嘎巴巴地开着江。对岸就是异国那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据说有史可证，对岸沿江那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曾是
我们的国土，一百多年前才被强力割据过去。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这条宽阔的“界河”大蒙江，原只是咱中国的一条“内陆河”。）一漫坡倾斜的河滩地里正弥漫着初春的泥泞，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挡不住的清新。耸立在江边码头上那些棕黑色的仓库已经非常陈旧了。偶尔驰过的老式公交车，孤单地行走在新添置的异形路灯和霓虹广告下，使这儿的寂静和空旷加进了一种深邃和寒冷……前边已经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几乎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滨江大道，街心花园，四星级的国际友谊饭店，边贸一条街，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心，旅行社，洗浴中心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餐厅宾馆……几十年前的旧街道，一条也找不到了。甚至连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间都找不见了。只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老楼。楼不高，两层而已，铸花的铁栅栏和黑漆的大铁门，土洋结合，中俄风格皆备，据说是这小城历史上惟一一个老字号酒厂老板留下的私产。据说当年这家酒厂酿制的高度烈性酒，曾受到界河对岸那些男人们的特别青睐。界河对岸那个城市，二十年来市容可说是基本没什么变化。新盖一个歌剧院，五年了，灰秃秃的水泥墙还被脚手架包围着哩，跟一条被馋猫舐过的死鱼似的，只剩个骨架，嶙嶙峋峋地耸立在寒风里。相比之下，陶里根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欢披着外衣。他个儿高，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头，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种气势，不出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根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欢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出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身份不相称。他拧起眉头，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干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不得，那也是在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当跑腿的，你以为咱们是啥呢？！传说中，他是一个特别会办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热心替人办事的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事实上确也如此。所以，在他身上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当区长时，一些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或一些委办局的主要头头会倒过来“求”他为他们到县长县委书记跟前去说合某些大事。而他当县长的时候，地委和行署的一些领导经常派他去省里为地区跑一些项目，跑一些额度外的资金。因为他跟一些省领导的关系的确比他们还要近。他这人还有一点好，不仅为领导办事热心，手下的人求他办事，他也一样热心。他还特别器重那种有能力会干事的人。当然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为他所用。当年，那位祝副市长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家庭困难，无奈回到陶里根来当了个中学教员。那时候，陶里根还只是个县级市。那年月，别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只要能去了中等以上的城市上学，绝少还愿意回县里来谋生的。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生回来了，他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要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无非也就是个机关小办事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祝磊解决这困难那问题的。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提起来当了县领导，迅速把祝磊提起来，坐到了学校副校长、校长的领导岗位上；后来，也是通过他的举荐，祝磊才得以到省财经学院工作，重返省会城市这个人生大舞台，才一步步走上了省会城市市政府领导这么个重要岗位。
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矛盾？以这位代省长的脾气个性和阅历，怎么会去“陷害”一个一直被自己器重、亲手提拔起来，而且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行政职务上说，一直比自己都要低许多的人？
邵长水真是想不明白。
邵长水把车停在离咖啡吧不远的界河边上，打量着这小城的夜景，看着在黝黑的江面上来回穿梭的气垫船上发出的灯光，听着从咖啡吧里传来的低微的美国乡村音乐，一边等着劳爷的来电，一边在心里这么翻腾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手机突然响了。邵长水赶紧拿起来接听，是劳爷打来的。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只听得劳爷从牙缝里嘶嘶地出气，短促而低粗地呻吟着，让他马上去见他。邵长水忙问，怎么了，您在哪儿呢？劳爷说，你上医院来吧。赶紧。邵长水忙问，干吗去医院？您怎么了？劳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问话说道，你就赶紧吧。我出车祸了。我在地区人民医院急诊室哩。邵长水忙问，没什么要紧的吧？我这就去。劳爷哼哼了两下说道，暂时还没死哩。以后，就难说了。你快来吧……
邵长水忙赶到急诊室，眼前的景况居然比他能想象到的要严重得多。出现在他眼前的劳爷，整个儿跟一个血人儿似的，已经打上吊针，输上氧气了。脸色青白得厉害。一条左腿肯定是撞断了，好像在离开车祸现场时，就被去抢救的医护人员用夹板绷带固定住了。那洁白的绷带也早已让渗漏出来的鲜血染透。但，主要的伤恐怕还不在那条腿上，而是在额头和胸部。由于胸腔内部什么地方已然破裂，这时，劳爷每一口急促的喘息，都会从他嘴角处迸出一丝丝带血的泡沫。即便在这时刻，他的一只手还紧捂着他那个黑色的真皮小手包，好像怕谁夺走它似的。让邵长水吃惊的是，到了这一刻，生性固执和要强的他还在跟那个主治大夫较着劲。主治大夫要立即把他送到手术室去做急救手术。他却固执地、十分吃力地反复说着：“……转院……你给我转院……我不在你这儿动手术……”主治大夫好像跟劳爷挺熟。（边境小城就那么点儿大，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很容易熟识起来。）他很严正地告诉劳爷：“劳经理，情况很危险。时间也有限……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我就不能为你保证什么了。”但劳爷还是坚持要转院，看到邵长水走进急诊室，他立即示意主治大夫，他要跟邵长水单独说一会儿话。
“劳经理，您真的是不想要命了？”主治大夫说罢，额头上渗出些冷汗珠子，但仍然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这时，劳爷已虚弱到极点。（邵长水完全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还是那么自信强硬的一条汉子，仅仅间隔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已经连话都快说不动了。）等急诊室的门在那位主治大夫身后关上以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稍稍喘息了一下，才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示意邵长水挨近一些，听他说话。等邵长水弯下腰，贴近了他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着实让邵长水吃了一大惊。他说：“救……救救我……救救我……”
邵长水一愣。不听大夫的处置，却要他来救他。什么意思？“还是听大夫的话，赶紧去做手术吧。”他着急地劝道。
“不能在这儿做手术……明……明白吗？不……不能……”他想用力抓住邵长水的手，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医院和这几位大夫的“背景情况”，但这时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力气了。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个恳求是那么的急切，无奈。这一瞬间，他眼眶里甚至迸出了泪水。很绝望，很焦虑的一种泪水，而后用力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