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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没有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不堪了。
华兹奎兹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
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
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华飞看。我想象，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么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连，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徵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
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
理想主义之不可靠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MM
第十四章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MM：
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计算机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乐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盘，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1960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
不过你们还是影响了我对“歌曲”的喜爱。我喜欢旋律优美的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Hip…hop“嘻哈”音乐的狂热，随之深入了美国的黑人文化。听“嘻哈”的时候，我一般不听大家都在听的热门歌曲，而是寻找一般人不知道的冷门曲子。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的曲子，而且是朋友里没人听说过的，那真是如获至宝。拿这曲子和同样兴趣的朋友共享，大伙一起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最深刻的隐喻和最奇怪的思想观念，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不能跟你解释，因为那种经验是只为那一个时刻和气氛而存在的，就如同那些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
对我而言，一支歌曲好不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不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行。一支歌，如果能散发出最好的气氛，不一定需要最好的歌词，因为气氛本身能使人愉快或是悲伤。歌词写得好，能让你会心微笑或者沉入忧郁。音乐好，歌就缠住了你的脑袋，不管它的词多笨或者气氛不怎样。
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时，它就真的完了。不管那首歌的歌词有多么深刻，旋律有多么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唱它，每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的人一边看足球赛一边都在哼它，这支歌就被“谋杀”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Kitsch！所以我绝不“滥”听歌。有时候，我会放30首歌，一支一支听，心里其实一直等，等着那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的时候，那个美感值更高。
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地醒来，看见外面纯净深蓝的天空，可以听一支深爱的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而，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的时候，我就紧张了：老天，我需要一首新歌。这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寻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课里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在别人的派对上突然飘过来的一支歌，MTV里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是网络。
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了，可是，MM，我有不同的看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那么多的廉价歌手，粗制了那么大量俗烂的音乐，赚饱了钱，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听完就丢；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盘片，才值得你掏钱去买。
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难道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革掉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活路，找到了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不是乐迷。但是，MM，你“迷”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和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窥探的一种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
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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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 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
MM：菲利普让我看了些“嘻哈”的歌词，很多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批判意识。我吓一跳：15岁的青少年怎么会欣赏这种社会批判的歌？
安德烈：譬如什么？
MM：譬如这一首：
我在贫民窟里长大
看不尽的杀戮
其实就是个毒贩集合所
我的成功，却是因为它
适者生存，每天活着就是挑战
我以为我是个骄傲的美国人
一碰到种族问题，发现自己是外国人……
安德烈：这其实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嘻哈”，流行的“嘻哈”是这样的：
钱、钱、钱，
哗啦拉进了我的扑满
世界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