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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
与罗裕昌、齐邦媛在罗府，距离我们家只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时间约为三十年前。
也许他常常游山观庙之际，幼小的我曾经与他相遇，只是当时彼此不识而已。
就在杨家骆伉俪结婚的草坪下方，有一竹屋，此处就是郭沫若当年居停的处所。旁边有一座小小的宫廷式红屋，李院士曾经在里面上小学，冯玉祥莅临，还发动了他们这些小学生，沿途挥舞旗帜，壮其声威。
合川
父亲与郭沫若倒有一段故事可说。
父亲人高马大，是典型北方汉子的体型，郭则精瘦矮小，但是两人的酒量都不错。有一日，大家撺掇他们两人比比看，到底是谁的酒量大？于是一杯一杯地干，后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郭沫若怎么样就是领先一杯。既然总是郭领先，父亲就服输停杯了。停杯了还是不太服气，父亲就说，你会喝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小个子，要是比吃饭，你就不行了。吃饭应该是父亲的专长之一，他主张无论做什么事，要“先当饭桶”，一个人连吃饭都不行，遑论其余。然而如今我看，当时的大后方大家很穷，比吃肉是比不起的。
郭沫若也真的喝多了，居然也肯比饭。这一趟便很明白地颠倒了过来，无论吃几碗饭，父亲总是领先一碗。大约吃到了第七第八碗，郭先生服输。这么样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
此时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比比爬山怎么样？
当时已经半夜，这些饱学之士还真的有点无聊，就真的要比赛爬山。
在北碚附近，有一座钓鱼城，此城非同小可，拔江而起有数十丈高，上面顾名思义，为一块很大的岩石台地，南宋时窝阔台便打到了对面的合川，眼看就要渡江而来。但是当时的南宋已经有火药可用，早早就在钓鱼城上建筑了许多的炮台，大炮可以做两百多度的旋转，今天也还有当年制作火药兵工场的遗迹。蒙古兵在对面的合川正要大举渡过嘉陵江，不料宋军发了几枚大炮，飞越江面，直捣合川蒙军营地，蒙古兵没遇见过火药，吓了一大跳，便再也没有渡江而来。没多久窝阔台去世，有一说就是被这几发大炮吓死的，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蒙古兵没有渡江却是事实。
设想当年要是南宋没有发几炮到对岸，历史势必要改写，有人说，顺势而下，那么南洋必然也落入元人手中。
父亲与郭沫若便打赌看谁能从江面往钓鱼城爬，先到上面台地的获胜，地质学家哪个不能上山下海？真要爬，输赢可想而知。但是否那一夜真的爬了山？我已求证无门。
在钓鱼城，我跟同游的李院士、杨家弟妹等说着这一段故事，并且提到他们一伙人都是从江面爬石阶而上的，要费一点力气。导游却没有听说过江面可以直接拾级而上的石阶，那我说的故事靠不住了？没想到讲着讲着，正好到了一处高高的临流石台，乱葛野树间可以辨认得出有往下陡峭的青石台阶，问了问当地的人，他们说此处的台阶已经多年不用了，几十年前直通渡口，可以到对岸。我想没有问题，郭马二老正在此时，联手显灵，让我发现他们当年夜半比赛登山之处，妙哉！妙哉！
重庆
一直到近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几十年来不得其解，二○○七年到了北温泉公园，方才恍然大悟。
我总是梦见大水灾，从一处山坡往下望，黄黄荡荡一片汪洋，下面有一座篮球场，水淹到了球板，水面上只看到许多的屋顶，桌椅杂物漂流水上，载浮载沉。就是这么样的景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在数日之前，居然连日大雨。江水滔滔黄泥滚滚，许多岸边的树木也都淹到了水里，林脚大多淹在水下，此为三四十年来之仅见。顺着金刚坡，绿荫遮盖不见天日，透着树影往下瞧，也只见一角一角的黄泥江水，急流中盘旋回转不已。长江大桥桥面，离水只有几尺，近处虽然不见淹在水中的篮球架子，但是逼在脚下的江面却十分眼熟。
六十几年前，应该也是发了大水，吓到了这个小孩，噩梦几十年不退。说也奇怪，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发大水了。
2006年，又见到与儿时所见一样暴涨的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