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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国也穷，但是他交游广阔，车站四周许多卖吃食的他都认得，我们就赊欠着吃，到有点钱了，便还一些。实在还不出，又欠得太久，他就带着我绕小路，不让债主发现。
在那么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无法充分活动的，何况晚上又没有电，除了点上蜡烛读书，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新公园、博物馆、火车站、西门町、淡水河水门等地压马路，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理想。是啊，一无所有的人，一定充满了理想，更穷的话，就变成幻想，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的都是钱，没什么境界。但是他很务实，偶尔做做小贩生意，想的都是怎么使得一个钱变成两个钱。我则非常倾向书生造反，相信赚钱也要从读书开始，我读晚周的《经济思想史》，读马寅初的《通货新论》，读得非常仔细，无限神往，以至于忘了想要发财的目的。想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走着不同的路了。
我离开复兴中学的官方理由，是因私自换贴学生证上的照片，被勒令退学。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大考的试卷上不答试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两三千字的文章，鼓吹废除训导处，又配合了自绘的插图。一位老师跟我说，全校的老师都读到了你的宏文。当然，我也缺课太多，实在太多，大概上学的日子还没有缺课的日子多。至于换贴照片，实在小题大做，只因买公车的学生月票，要贴照片，临时没有带，便把学生证上的揭了下来充数，然后在注册时给一位自认跟我有仇的老师，发现了我没有钢印的照片。当时居然被他罗织成了伪造文书。林良国也跟着我一起转学，转到我们自己接洽成功的东方夜间部，那是个我更不去上学、更加陌生的学校。阿兄的义气到这样的地步，直比两肋插刀了。
我们为了生活，去应征一种给青少年读的、唤作《学生周刊》的报纸，发行人是当时的名记者刘芳刚先生，但是我们不太遇到他。负责管事的是一位夏先生，另有一位秘书吕小姐，好像后来刘社长还追上了吕小姐，但是我们那时太年轻，搞不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努力地卖报，争取订户。林良国跟我，得利用中学中午休息的时间，溜进校园，对着正在吃便当的学生鼓吹推销。这一方面当然我比林良国行，短短的时间，要摸进去，然后上台说上一段儿，要能让大家心动，然后来填订单，一边林良国就发样品报。我们还要闪得快，给训导处的人抓到了也麻烦。一个中午，手脚口舌都灵便的话，可以跑两三所学校。我曾经创下一天里争取到了八十二位订户的纪录。
然而从拿到订单，到他们的家长也同意订阅，然后寄报、收款，然后拿到我们的佣金，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饿死了。还要再想办法活下去。林良国又有一位什么亲戚，据我的观察，他们那种族群，好像很容易变成叔婶兄弟，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一位他同样唤作叔叔的人，跟那个捡破烂的有些交情，有一天，拿了好多毛衣给我们看，都是崭新的，包装件件完整。请我们帮他卖卖，只要卖掉了，我们便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看来很不错。我们分头四处推销。
那个时候只有松山机场，国内外旅客都从松山机场进进出出。
我就穿上漂亮的西装外衣，打上领带，擦亮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油亮，到松山机场去卖毛衣了。我假装自己是刚回来的侨生，跑跑单帮，故意讲话不卷舌。一时也十分顺手，钱是拿到手了，正要想交给那个叔叔，不料却见不到他，他那个叔叔让警察给抓了去。这才晓得他把人家百货公司的仓库铁门都撬了开来，大批大批地偷出许多货色，叔叔已经关在监牢里了。
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学生周刊》的钱不好赚，天气却冷了下来，我们就拿了不少周刊回来，当然是卖不出去的，装在被胎里御寒，除了转身有些叽叽呱呱的杂音，还真保暖。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中兴大学教授吴英荃伯父，忽然无预警地出现在梯子口，还是穿了长衫爬上来的。他身子坐在铺了草席的地面上，两脚放在梯子上，背对着我，要我马上收拾收拾就跟他走，一刻也不留。林良国那时不在家，我只能留个信给他，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分戏剧性的逃亡生涯。
后来我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林良国去考空军士官学校，想要当飞行员，他居然考取了。我从学校寄了一封信给他，力劝不可去读，因为飞官的死亡率太高。待遇当然好，但那样的荣华富贵我说不可要。那封信写了有二三十页，磅礴淋漓文情并茂。他读信之后，特地转了好几道车，不辞路远来学校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几欲痛哭。旁边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我知道，他在市场边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恶，却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了两个老婆，日子过得当然不安稳。但这也是多年前的消息了。
救星
吴英荃，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大法学院长、创办了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早年还担任过“国防部”的政工局少将处长。但这些资历我都不熟悉，我印象中的吴伯伯，十足的寿者之相，一对长长的寿眉，两眼炯炯有神，多半一袭长衫，家中客人来往不断，各种人物都可能是他的座上客，只要他在家，常常应接不暇，但是他总是一介布衣，轻松自在地听人家说，也说与人家听。正在求官的，他便指点迷津，求学的，他解决疑难，求见什么人的，他写介绍信，连求运命的来访，他也为他掐指算算气运如何。
看他做的事情，似乎该有三头六臂，他要教书，还兼行政，他担任过台湾书店跟正中书局总编辑，又另外办了多年的《小学生》杂志，每期的封面文章插图他都要事先看过，为的是落实年轻时的理想，因为他是“国父”的信徒，深信大事业必定要从根本做起。又常常有应酬来往，便是不在家，家里的小小客厅已经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总是气定神闲，见人的头一句话便是那临川口音的：“怎么样啊？”似乎事事好好地想想谈谈都可以解决。人家还没开口，焦虑已经放下了一半。在国共战争期间，他被列为第三号战犯，只因他料事如神，计谋层出，林彪视他为大患。友朋之间戏呼他为智多星。但他虽然相貌堂堂胸襟开阔，却未享大年，只得一甲子又五。算算吴伯伯今天在世的话，也过了百岁了。我枉度大约七十寒暑，这样的人物，也只见到这么一位，并且有幸亲受教诲。
吴伯伯是父亲的好友，几位老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局二楼，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中午，几位老友聚餐，饭菜就请附近的饭馆送来。聚会的老友变动不大，有当时世界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史学家杨家骆教授、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立委”李文斋先生、吴英荃教授与先父，这几位应属基本成员，其他人当然也有，却不是固定的。
吴府人口很少，只夫妻二人跟一位公子吴大成，吴大成是先父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另外吴英荃伯伯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小他至少十几岁的吴英蕙，在通讯部队里当一个士官。在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脑，他却能以电报机当做画笔，当着对面的人，打出他们的画像，快速又准确。有一天“老总统”来视察，他也替他“画”上一幅，而且，他比较得意的是：“‘总统’站着，我坐着。”用他的江西口音说。吴伯伯相识遍天下，却从未为弟弟关说，弟弟就一直当那个士官，但是弟弟常常到家里来，备受关怀。后来他又为弟弟完婚，所有大小事务，都替他想得周到，办得妥帖。
吴府其实是一处很小的日本房子，在爱国东路，当时吴大成正在服兵役，一方面准备出国留学。我可说是被吴伯伯抓回来的，据他后来告诉我，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听到了我逃家不归的事情，就决定把我先带回他家再说。他到了我居住的地方，一看那么简陋，他也吓了一跳。他当场就要我跟着回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我又溜掉。其实对于联考，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读的那个东方夜校，逃学太久，路都快要认不得了，一心只想以后当个门童先糊口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条件谈。发财的梦还在，但也知道遥不可及。要是吴伯伯真的说明天再来，就可能明天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我。
在吴府，没有人逼我读书，但是不读书又要干嘛？我再也无路可走，只得一门门顺着读。吴伯母有气喘病，身体谈不上好，氧气瓶总在身边，时不时地往喉咙里喷喷药，却能让我到时候上桌就有得吃。她生怕我吃不好又吃不饱，口口都盯得紧，忙着用另外的一双筷子为我挟菜，我总是不容易吃到堆着鸡鸭鱼肉下面的白饭，让我想起当小和尚却能有鱼有肉的好日子。
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