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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灾民抢劫，周围几个村联合成立了保乡团，由各村青壮男子组成，哪个村有情况就互相支持。
这些天各村铁匠炉打了不少大刀长矛。
藏了不知多少年的老炮铳子﹑火药枪也找出来。
还用粮食在黑市换了几支八八式手枪，锁柱裤腰上就掖着一支。
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人大常委会刚公布的反囤积法。
如此多的法律措施同时出笼，少说也得有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只有军委那套班子有这个能力。
虽然迄今为止出头露面的全是文职政府，但石戈却时时能感觉军队的巨大身影站在后面。
没有铁腕，想做这样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
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
这种古老结构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权威越强大社会肌体就越无活力，国家也就越衰弱。
现代世界是个经济世界，政治可以靠权威稳定，经济却只能被权威扼杀。
世界大潮的驱使和盼望“黄金国”的英雄梦使权威者推行改革，改革的本质却是削弱权威，才能释放活力，刺激经济。
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原因。
那次权威的丧失造成了其后数十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
靠着蒋介石﹑毛泽东一类的英才和奸雄，加上几千万条人命才使权威重建。
至少从统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短视在于它曾把保住权威放在了发展经济之下。
不管是出于自大还是出于冒进﹙二者都是它的老病﹚，权威在“改革开放”
之中遭到的损害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更小。
那时只是政权的崩溃，现在则是权威在每个人心理结构中的丧失。
前者出了个毛泽东又可以重建万众一心的铁桶江山，而几千年积淀成型的对权威的天然崇拜来难去易，一旦丧失就是覆水难收。
这时重新乞灵于权威，除了枪杆子再没有别的。
掌握枪杆子的军队就成了唯一的权威。
假如未曾松过的话，紧可能确实会使中国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一些。
然而曾有过的松是瓶里的魔鬼。
改革开放在中国产生出的不可控制力量已经太多了，能量太大了。
整个社会正在向山下势不可挡地轰轰滚去。
阻挡的力量越大，产生的震荡越强，二者势必共同粉碎。
如果不阻挡，下面却又是万丈悬崖。
看来已经在劫难逃──不管是松是紧，是一元是二元，结果都是一样要灭亡。
那个“大的”越走越近了。
这些年，他时常感觉到它。
开始只是在梦里，后来白天它也光顾，而且越来越频繁。
它无形，但是它巨大，大得没边才无形。
它无脚，但是在逼近，近得太近才看不见脚。
它一步一步，无声无息，却地动山摇。
他觉得它的呼吸像风一样。
它无形的眼睛像深长的山洞，里面奔腾着无数龙蛇虎豹，全张着血盆大口。
“石哥，”桂枝摇了他一把。
“你咋了 ”
“没什么。”“大的”消失了。
村庄笼罩着炊烟。
“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再干会儿。
饭好了喊我一声。”
“我可背不动这袋谷子了。”
石戈看桂枝一眼。
平时从未听过她说这种话，年轻时比得上小伙子，现在扛个一二百斤也可以走得跟风一样。
和桂枝的眼睛一接触，他心里灼了一下。
那眼里的火似能把他烧化。
他要扛起谷子，桂枝又不让。
“你帮我扶着点就行。”她总怕累着他。
他只好硬抢过来。
收音机里一个男播音员针对全国性的拒绝交售公粮发表评论。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粮食和空气﹑阳光一样，是全社会所有人生存所必需的。
耕种者占有土地﹑生产粮食是社会分工不同。
这种分工不仅不代表权利，而且只能代表义务。
所以任何一个耕种者都没有拒绝与社会全体成员分享粮食的权利，只有提供粮食的义务。
被阳光晒热的谷子舒适地压在肩上，桂枝笑盈盈地走在一旁。
今年收成还算不错。
每家农户都算了又算，尽可能多存一些粮食。
这些年连年歉收，搞得人心惶惶。
黄河水灾离这上千里，大饥荒的传闻却早就过来了。
农民既为将来保全家老小的肚子，也看准了粮价飞涨的势头越来越强。
粮食攥在自己手里时间越长，赚的钱就将越多。
在传统社会里，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勒紧肚皮，消耗最少的资源供养一个穷奢极欲的上层。
安于“穷命”的底层意识和贫困保证的死亡率使那种社会与资源的关系可以保持相当稳定和平衡的状态。
社会主义培养起了全民平等的意识，改革开放又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贫困变成了商品社会对平等暴发的追求，每人对资源的需求顿时要乘上一个巨大的倍数。
当十亿农民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场索取的比赛中时，中国的资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敲起了丧钟。
虽然已经离开了注视这类宏观问题的位置，可想到这里，石戈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沉重。
“爹，该吃晌饭了。”路过打寨墙的人们，桂枝向她爹喊。
桂枝爹正在指挥施工。
“做好饭再叫我。”他连头也没回。
过去为了防土匪，仙人村有过一道又高又厚的土寨墙。
共产党掌权以后，几十年没土匪了，寨墙也塌得差不多。
现在，为了防备灾民抢劫，村里各家又派工摊钱地重把寨墙修起来。
村比过去大多了。
许多家都搬到了寨墙外面。
桂枝家最远，紧靠公路。
等寨墙修好，各家都要搬进寨子，至少先把这段风头躲过去。
公路上空空荡荡。
近来治安越来越乱，几乎没有敢单个跑长途的司机。
远处山梁上，一队卡车像玩具模型一样从公路尽头向这边驶来，拖着细小的烟尘。
司机们相互结伴壮胆。
公路上要么没车，要么一过就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
桂枝帮石戈把谷袋放下，转身反挂上仓库门。
仓房里黑乎乎的，只有通气孔射进一束阳光，照在黄澄澄的玉米上。
“石哥，我可想你了。”桂枝抱住他，把脸靠在他肩上。
桂枝的头发还是那样乌黑，散发着阳光和干草的香气。
粗糙的手跟当年一样刺激他，好似电流在神经网络里酥痒地放射。
他本来不想再迈过这一步。
桂枝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野花一样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结过三次婚而且现在还有丈夫的农村妇女。
可是昨天晚上，可能是酒喝多了，桂枝的眼泪终于融化了他。
打来的第一天，他就看出桂枝在等着，从欢乐变成孤苦，变成偷偷哭泣，直到昨夜他抓住她的手，她才捶打着他哭诉：“我恨你，我恨你……”
桂枝结实的双乳像插着红枣的白馍在刚打开的笼屉中散发热量。
她的腹部平滑光亮，没有城里女人的脂肪和赘肉。
从未生育使她被三个丈夫拋弃，又使她不像其它农村妇女那样早衰。
黑暗的仓房，金黄的玉米，温热的谷袋，正照在桂枝乳房上的那束阳光，这一切都更比软床﹑香水和带流苏的窗帘使石戈沉醉。
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 他又在想。
一个遥远的呼唤悠悠回旋，在一片怒海般的激情中，那么纤细，又那么清晰，从最底层飘渺升起，侵入飞扬的灵魂。
当他们最终瘫倒在玉米中间喘息的时候，听到汽车在很近的地方停下。
一连串人从卡车上跳下的“扑咚”声，像砸在心上。
“快穿衣服！ ”他低声对桂枝说。
“老乡！ 老乡！ ”外面喊起来。
人很多。
脚步声走近。
“家里没人。”一个声音说。
“打开谷仓。”另一个声音命令。
桂枝推开仓房的门。
“你们要干啥 ”
门外是十多个穿工作服﹑戴安全盔的工人，每人都持着枪。
老式的帆布子弹袋上印着“工人民兵师”字样。
卡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分别停在不同的农家门口，跳下成群的武装工人。
“大嫂，”戴红头盔的头头说，刚才命令打开谷仓的就是他。
“我们是来买粮的。”
“我们的粮不卖。”桂枝用身子挡住仓房门口。
看来头儿知道多费唇舌也没用，他微微叹口气。
“我们知道你们不卖，但是我们一定得买。
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他摆了一下头。
两个工人走上来。
“对不起了，大嫂。”他们一下架起桂枝把她从仓房门口拉开。
April 13； 1998
“我操你们妈呀！ ”桂枝的两脚乱蹬，在那两个工人手中，像被抓住翅膀的小鸡。
其它工人无言地准备进入仓房。
石戈出现在门口。
他的目光使工人停下。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
“大同煤矿。”头儿回答，猜测着石戈的身份。
“把她放下。”石戈对抓着桂枝的那两个工人说。
工人服从了。
桂枝骄傲地挺起胸。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石戈问头儿。
“谁 ”头儿在肚子上拍了一巴掌。
“谁说话还有它管用 我们全矿三万多家已经一大半没米下锅了。”
石戈在北京时就知道今年秋粮收不上来，黄河水灾以及随之四起的谣言在全国引发了囤积风潮，城里的粮店被抢购一空，国库那点储备无济于事，但他没料到现在已经开始断顿。
“政府会为你们解决。”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自信。
进口粮食只是杯水车薪。
唯一能指望的是今年的新粮，可新粮如何从农民手里拿到国家手里正是最大的难题。
公社时期，各级干部可以把农村的每一粒粮都抠出来送进城，而如今，六十年代那种饿死二千万农民保城里人肚子的事再不会有。
粮食在农民自己手里，别说政府，天王老子也没法命令他们。
“算了吧，老师傅。”头儿露出轻蔑神色。
“说好听的填不了肚子。”
“可也不能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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