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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这个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名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在事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护，诡辩，讨论，其中的真理仍然逃过了他们的观察，就犹如在灵魂学家所举行的降灵会上一样，有人说看见了那个鬼，有人说没有看见。
但是，也许木兰是对了。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
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卢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凌晨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日本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年战事发生之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地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其实神经战早已开始了好几年，而中国人的神经现在已经兴奋起来。中国人必须要打日本，杀日本人，才能不使全中国陷入精神错乱。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国人的反日情绪的表现，不管是写文章，讲演，开会，游行示威，可是老百姓被压制之下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如水决堤，终于爆发而不可遏止。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委员长陷身漩涡。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话真是说对了。他们说蒋委员长鼓动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话却说错了，因为他没用手指头弹动一下儿。他们若以为日本人以战争毁灭加诸中国人的头上，而能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使中国人看起他们来可喜可爱，那是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该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了解的事。姚老先生、木兰、曼娘，即使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日本帮这个忙。
从客观的角度看起来，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整个儿的动态是这样：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进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失陷给日本之后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长城沿线划做非军事地区，是第二次进击。在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中国大部分军队在“剿共”战役中把共军驱入中国西部时，日本人强迫中央政府自河北撤退某些单位的驻军，是第三次进击。这样与当地军事当局勾结，鼓吹“自治运动”，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在华北五省创造了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日本因为发现甚多地方当局都与日本“合作”得不够“诚恳”，在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从西部调回“剿共”军队布防在陇海铁路沿线。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了华北驻屯军，比庚子条约规定在过去三十六年之中列强认为必需的军事力量，多了四倍。这是第四次进击。在民国二十五年秋天，日军占据了北平附近铁路的交叉点丰台，丰台是南下东去的火车必经之地，而丰台分明是庚子条约限定外国驻军以外的地区。这是日本向中国的第五次进击。紧跟着的第六次进击是日本煽动的蒙古伪军进攻绥远，在这次战事中，中国军队第一次正式出面，将伪蒙军击退。再后便是第七次进击——卢沟桥事变。
道家思想和现代科学都同意这一点：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相等。中国的反抗精神就是反作用力量。由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的日本侵华行动，就是引起反作用的作用。中国反抗的力量应当看做是战争开始前日本对友邦侵略的罪行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次战争。不幸的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陆海空军力量，不能炸毁作用与反作用这条千古不变的法则。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停火的商谈不停，战事时断时续。蒋委员长在牯岭召集各省军事长官，研讨重大决定。日本大军在毫无阻碍之下源源而来，用以加强天津铁路沿线的防地，为时达三周之久。在卢沟桥事变后九天之内，据称有日本五个师，总数达一万人，进入中国本部和内蒙地区。多少火车的军火和军队补给品涌到天津，分发到丰台和其他地点。真正战争在北平附近地区开始时，日本军队已经进占北平数里之内的战略据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七月二十六日日本要求将中国陆军三十七师全部撤退到保定以南的最后通牒，予以断然拒绝。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发动猛攻，可是宋哲元将军在当天夜晚十一点钟，出人意料地离开北平，派了当时一般人认为亲日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代理公务。二十九军的抵抗在二十九日午夜停止。北平已然落在日本手中。 父亲丧事完毕之后，木兰和莫愁已经全家南返，战争发生之时，正各自住在杭州苏州。阿非和别人仍然在北平。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谣言满天飞。南京中央政府在努力做重大决定之时，北平的居民天天盼望中央的飞机在天空出现，但是望不见踪影。各处都低声耳语希望这座北平古城得免于战火的破坏，各处也都在低声耳语，都恐怕战火难免。人们对入寇的敌人有仇恨，是埋在心里的深仇大恨，在几百年的忍耐磨炼之下暂时缓和下来。他们看见日本飞机在头上绕，他们暗中咒骂，但是十分谨慎。
这座古城中大部的居民，真正北平土著，仍然泰然自若，在家中，在茶馆儿里，甚至心情愉快地闲谈战争的来临，预测战争的后果，个人生活，一如往常。
他们厌恨入侵的外国人，不过以前早已见过别的外敌。在北平的居民，是形形色色的，老年退隐的清代官吏，年轻的爱国学生，胆小怯懦的官吏，温和而出语讥诮的政客，诚实规矩的商人，以及为日本做谍报的赤贫贱民。但是一般人，因为文化教养高，都厌恶暴力和战争，不喜欢上海那种恐怖和暴乱，而是温和，节制，爱好和平，非常有耐性。
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他们祖先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也是一成不变。他们家庭生活有满足的气氛，这显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上有无穷智慧的源泉，在生活方式上，对岁月保持达观，在谈话上，则出之以明智温和，轻松而悠闲。因为在老北京，刹那与万古没有什么分别。别处的数百年，在北平只是几段瞬息的时刻，在其间，由祖父至孙子，生活的传统，绵延不断。因为在老北京，大家都能够等待，在等待中由少而老，但是百年如一日，虽说由少至老，实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变通修改，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乞丐的社会、戏园子、京戏科班儿、踢毽子人的联谊会、烤鸭子蒸螃蟹的饭馆子、灯市、古玩街、庙会、婚丧的礼仪行列，依然进展，永不停息。
若说老北京的天坛，紫禁城，皇家的宫殿会在轰炸下毁灭，那真是荒唐无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城市之中，老北京，真是像一个神仙福地，竟逃避了破坏的厄运。
在老北京，不能慷慨激昂地谈政治，谈时事，那样儿，你那老北京的文化教养便是白璧微瑕，你也在老北京白住了。北京话和别的省份的方言不同之点，不在母音子音上，而是在平静的拍子和从容的腔调儿，愉快而沉思，说话的人只欣赏说话的风趣而忘记了时间。这种清闲，表现在言词中的隐喻上。比如到市场买东西，叫“逛”市场，在月下步行叫“玩月”，飞机投弹叫“铁鸟下蛋”，被炸着叫“中了航空奖券”。甚至于太阳穴伤口流血，居然会叫“挂彩”！死只是“翘辫子”，像叫花子倒毙于路旁一样。
但是在北平，至少有一个人是容易激动的，那就是黛云，她在五月底从狱中释放出来。黛云不真正够“老北京”，她是属于具有政治意识尚武精神的少壮中国。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这场战争决不是什么大灾难，而是令人鼓舞求之不得的机会，中华民族要对抗敌寇为国家求自由的机会。若是了解前些年中国的含羞忍辱，就立刻明白这场战争之发生，适足以破除中国人心头的郁闷，恢复心智的平衡，发泄出储藏的精力。中央政府终于领导全国对抗日本了，这消息好得几乎令人难信。若知道过去七年里，国家的消沉，心理上的挫败烦恼，对英明领袖和坚定国策的期待，对全国各党派的通力合作的希望，就了解如今全国的团结抗战，在黛云看来，不啻是美梦的实现。
黛云的热心具有感染性，影响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怀瑜的孩子，甚至怀瑜的太太。怀瑜已经回来，带着莺莺，他们住在德国饭店。他父亲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