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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O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室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
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我记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约翰谈谈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事不跟约翰商量。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方的声音。
我并不认为他总是对的，他也并不认为我总是对的，但我们彼此是对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投入和兴趣都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我们肯定会有争执，因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评论，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说我们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满了职业上的妒忌和憎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一般人坚持这么认为，只能说大众对婚姻的理解相当空洞。
这也曾经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件事。
从纽约医院回家当天晚上，我只记得房间里阒寂无声。
我在医院拿到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条灯心绒长裤，一件羊毛衫，一条皮带，我想没有别的东西了。灯心绒长裤的裤管已经裂开，我想应该是医务人员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迹。皮带被卷了起来。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插进他写字台上面的充电器。我记得我把他的银色钱夹放进卧室的一个盒子。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和法律服务证书都放在其中。这时我查看钱夹，看到他带着的是这些卡片：一张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纽约州驾驶证；一张大通银行的贷记卡；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一张富国银行的万事达卡；一张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卡；一张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会员卡（当时正是学院奖的投票时间，用这张会员卡可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不清楚了）；一张医保卡；一张地铁卡；还有一张美敦力公司发行的医疗卡，卡上写着〃我身上植入了一个Kappa 900 SR型心律调整器〃的字样，还有这件设备的序列号，移植它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附注〃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记得自己将原来在他口袋里的纸币和我自己包里的纸币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钞票，小心翼翼地将二十元和二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