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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用于自杀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希特勒的“牛皮书”】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好女色还是好国色》一文中，我曾谈到好色的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二是死于“国色”。所谓“死于女色”，尽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至于“死于国色”，则是把国家当做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死去活来，爱到不知所以，终于丢掉自己的人格与底线，甚而枉送性命。
希特勒当年是何其贪恋国色！又何其自负！这位落魄的画家一旦大权在握，就要以一人一党之意志强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禁止思想，杀人无数。法西斯上台没多久，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以及包括马克思等人的书都被拿去开篝火晚会了，而希特勒自己的那本《我的奋斗》却用德国良种小牛皮制成，文字全部手工抄写，封面是用钢铁纯手工打造。目的是一千年都不发乌、不生锈、不变形，因为第三帝国至少要维持一千年。通常政府会发布白皮书，而希特勒当年发布的却是“牛皮书”。其实，人类历史上许多乌托邦纲领不就是“牛皮书”么？
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当苏军将柏林炸得地动山摇时，躲在地下室里的希特勒甚至还露出一丝微笑。他对站在新柏林沙盘旁的建设师说：“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时我们重建柏林就省力了。”在他眼里，改造旧世界，就像是在画布上作油画，不行就刮了油彩重新开始。
1904年，凯恩斯说：“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然而十年后，当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国家权力”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灭曾经授予它权力的人，悲剧也就在所难免。换言之，当主权变成难以驯服的猛兽，当国家这人之造物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人类的主人，我们最后听到的必然是意大利农妇那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跑，祖国来了！”（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故国·失乐园】
当然，追求梦想中的国度，并非纳粹分子的专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莫尔的太阳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区别只在于，有人愿为乌托邦而生，有人愿为乌托邦而死。具体到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与强制合流。
当我们重新翻检中国人的心灵史，亦不难发现，那种“浓得化不开”（徐志摩语）的情感，首先表现为一种家国情怀，其次才是情爱。只因中国历史多灾多难，以至于这种家国情怀的背后未免透着无限悲情。比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至于男欢女爱，在相关的修辞中同样多与国相关。如“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佳人曲》）
当然，这里的“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有的指王权，有的指故土，有的指生活的视界与所能抵达的极限。如约瑟夫·R·斯特拉耶指出，国家产生的标志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开始区分公权和私权，并开始用公权保护私权，用公权为私权服务。而在中国帝制时期，帝王的权力是无限大的。
国家不幸词人幸。南唐后主李煜被宋廷捕去后，写了许多好词，而且多与家国有关。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破阵子》）据宋史记载，李煜便是因为写了些思念故国的遣怀之词而被宋太宗用牵机毒杀。当然，李煜心中的“故国”既是空间概念，更是时间概念。如他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故国，这已然逝去的天堂，似乎总是比眼下的国家更真实——这不是因为国家和政府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亨利·梭罗语），而是因为故国乃精神所在，是可以安放灵魂、寄托乡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回望逝去的天堂时，你总能听到心灵的钟声，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度时，所能看到的却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胀，是其可能与强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与房倒屋塌。而这，也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收获的最大教训。正因为此，世界终于从革命重新回到改良，从我说的“流血的二十世纪”转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纪”。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钟》和《猛回头》闻名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而死，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据称陈天华的目的是为“以死唤醒同胞”。事实上，对故国的淡淡忧伤与未来之国的强烈期许，即使是李叔同这样的智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反差也尽显无疑。对比“谁与我仗剑挥刀”“二十世纪谁称雄？”的《祖国歌》与《我的国》，他“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的《忆儿时》显然少了些“杀气”，多了些温存。
在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从地洞里爬出来的人，辗转奔波，发现南斯拉夫解体后近乎号啕——“我的祖国，怎么没了？”同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一些带着怀旧情绪的前南公民在网上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虚拟国家，订立宪法，招纳公民。仔细想来，谁人心中又没有一个失乐园，一个复国梦？
少年时爱听《梅花三弄》，时常动情于其中一句歌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人，无论是遭人憎恶、有进攻性的纳粹分子，还是受人敬仰的爱国者，抑或普通公民，为了想象中的国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剑挥刀”时，我总忍不住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谁为谁献身？】
说到献身，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有献身者。最惨烈莫过于宋亡之时。
1278年，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死，年仅11岁，其弟赵昺继位，史称末帝。1279年流亡政府在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市南部）被元军围困，虽有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兵败。陆秀夫背负年仅8岁的幼帝投海，跟随投海殉国的人达十万之众。《宋史·纪（三）》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幕：“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时人命，与蝼蚁何异？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而易见，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谈到救国与献身，民国时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也许真如董时进所言，胡适部分误读了他的原义。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问题和理解胡适。显而易见，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即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谁都要死便否定一个人活在当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