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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严重失调现象。这样，我国终于渡过工业化建设之初粮食供不应求的难关，供应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下来。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不久，我国又于1953年底和1954年夏分别对食用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1952年，我国食用油的总产量为196万吨（各种油料作物折油），只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产量的76％，供需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年开始，随着总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食用油供应的紧张局面越来越严重。此外，为了工业化建设，我国还得拿出部分食用油换取基建物资，这就使得原本紧张的供应更加紧张。为了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政务院于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开始在农村实行油料的计划收购，食用油的供应也随之实行计划供应。在粮食、食油实行统购统销后，1954年9月9日，根据当时棉花供销的实际情况，政务院第22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棉花的收购和棉布的供应也开始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至此，我国的粮、油、棉全部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由于统购统销牵涉农民保有和出卖自己生产农产品的自主权利，在统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曾一度紧张。一个原因是统购制度缺乏严密的调查统计工作基础，全国购销指标虽大体切合实际，但分配下去，难免发生区与区不平衡、户与户不平衡的情形。另外，由于征购任务重，并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出现严重强迫命令、乱批乱斗等偏差，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现象，个别地方还发生聚众闹事的事件。同时，粮食的计划供应，牵涉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以致全国城乡出现“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的局面。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和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55年3月3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提出在全国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预先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以稳定农民的情绪。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发出《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对农村中的“三定”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办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1956年10月6日，根据农村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后变化了的情况，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社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社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对上述规定作出补充规定，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提出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购一部分粮食。此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对统购统销办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使统购统销政策逐渐趋于完善。
统购统销主要是从当时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的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的进行，对于稳定物价和社会秩序，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安定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统购统销毕竟是我国工业化初期短缺经济的产物，其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抑制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土改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虽然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失误，以及出现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后控制过严的情况，但由于国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在生产建设上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从而使农业生产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
·第三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生产关系调整
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给人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部分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加强主观努力，就可以迅速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所出现的操之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的问题尚未克服的情况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在农村掀起。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胜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下，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再加上党的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加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我国农业生产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挫折。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年初，在所谓批判“右倾保守”和扫除“暮气”的思潮中，提出要用15年或20—30年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认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即将到来，提出要夺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跃进再跃进”的呼声甚高，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在这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工农业生产指标明显偏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大跃进”的气氛不够浓，运动发展得极不平衡，于是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继续开展所谓“反右倾”、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运动。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根据所谓“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对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已经明显偏高的经济指标又进一步加码。按照“第二本账”，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15。2％，粮食总产量要增长12。1％，棉花总产量要增长27。5％。在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的引导下，各省、地、县互相攀比，“摆擂台”，有的地方提出一年之内实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000公斤，有的地方提出当年粮食亩产达到5000公斤。
1958年下半年，国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作了重大修改。要求至“二五”计划末即1962年，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比1957年增长3倍以上，其中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亿吨，棉花总产量达到750万吨。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大跃进”运动中，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日夜奋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继“大跃进”运动之后，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席卷中国农村。1958年上半年，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对所谓“大跃进”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不致力于克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反而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过小，不利于组织和发展生产，不利于迅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于是颁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问题的意见》，随后各地相继掀起了并社高潮。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提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有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片面强调公有化的范围越大越好，在组织措施上促使一些穷社、穷队“共”了富社、富队的产；片面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以村为单位吃集体食堂。因此，“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把农民引向虚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空前巨大的破坏。
“大跃进”、“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