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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突破人性问题的争辩。”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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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性——论今日艺术与宗教的五次对话》，１９７９）
具体说来，这些对话意图何在？它们既要对文学，也要对神学提出挑战，以此促动意识。 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的想像和勇于反省的绿洲。 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 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这些对话想要成为一片文学研究的园地，以文学的自我证明形式成为对一门具体的文学神学的研讨。 经验和真实性很重要，这也是这些对话的特殊性。 因此，本书愿作为对文学性神学的创作美学的一种贡献，试图说明文学创作的前提、方法和过程。对话的魅力何在？它给我提供了一次良机，去发现隐藏在作品后面的活生生的人，追踪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描述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立场，完成构思，一同直接体验种种事件。 简而言之，它提供了面对作品中的自我确定，再一次更独立、更坦率、更自发地提出高见的机会。 这样做的目的还有：通过对因文学作品而为人所知的宗教立场的深入和具体化，激励对话对象去构思“闻所未闻的”
（迄今为止尚未提出的）思想。 因此，这往往也会“迫使”对话者提出一些使双方都颇为惊异的见解。 这种对话形式在学院式的日耳曼语言文学或神学领域里尚不多见，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活跃思想，使思想开放和开阔。 在这里，对话就成了寻找真理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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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５５
尽管本书从相互辩论出发，而且对于读者来说，它也可能是这场辩论的发起者，但它却并不包含宗教神学辩论。 当然，它也没少刺激我这个神学家，偏偏从带有批判的挑衅性的回答出发，在内容方面深入对话，更尖锐地用反题来反对命题。 当然，如果要保持情节性对话的性质，就必须克制（即使在更正实事性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神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对话才刚刚开始，倾听与询问必须享受优待：必须避免自以为知道得更多的姿态。 换句话说：在这些对话中［用Ｈ。 比内克（Ｈ。Ｂｉｅｎｅｋ）的话来说，是工作室交谈］最重要的是，应当让男女作家们自己发言。 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应当赢得鲜明的特色。 神学上的分辨与深化，以至在寻找真实的过程中神学上的实质性辩论，也许是进一步的、大有可为的任务。 但这第二步不应走在第一步之前。初看起来，与风貌各异的作家们进行的这１２场对话，得到的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材料。但若仔细一点，却可以看到，所有的对话——尽管都只涉及个别问题——自始至终都有不离主题的基本结构。有些对话有一个中心题目（Ｋ。 马尔蒂谈“复活节”
，Ｗ。 延斯谈“圣诞节”
，Ｐ。黑尔特林谈政治参与，Ｉ。德赖维茨谈希望，Ｓ。海姆谈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Ｈ。 伯尔谈对上帝与救世主的理解，Ｓ。施图克谈女性认同）
；另一些对话则选择一般的自传性的引述方式（Ｂ。弗里施穆特，Ａ。穆施格，Ｍ。 瓦尔泽）
；无论如何，对话均由作家的作品中摘出的关键性引文出发，试图围绕着一些重要的宗教主题：谈论上帝有何意义？拿撒勒的耶稣是谁？与其他宗教的主导形象相比，基督具有什么意义？
教会有何意义？
宗教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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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教的宗教起什么作用？文学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圣经》素材具有什么价值？我在作为跋的论文（《走向作家》）
中，试图再一次将这些基本主题集中起来，用小小的对比性提要的形式，把作家们的重要见解编排在一起。 文学反思宗教问题的整个激发性力量，应当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得到强调。由于是１２位作家，这就遇到了挑选的问题。就主题的内在联系来说，只有这样一些男女作家才合适：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某种示范性，他们的著作中显而易见地包含着对宗教负责的思索。 此外，宗教立场的范围理应宽泛。 本书中有些作家的基督信仰立场，早就是为人所知的（德赖维茨、简斯、马尔蒂、林泽尔）
，有些则对宗教持一贯的批判态度（例如瓦尔泽、海姆、穆施格）
，还有的则公开表明信仰无神论（施努雷）
，他们各述己见。 对待宗教，开放是关键，生活体验和作品经历中明显可见的兴趣是关键。 既然这一点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可能存在“客观的”代表性。 不过，这可能使人注意到：他们至少象征地代表着不同的群体。 女作家们发了言，其中有两个属于年轻的一代（弗里施穆特、施图克）
，其余作家都是中、老年作家。两位作家（马尔蒂、穆施格）来自瑞士，一位女作家（弗里施穆特）来自奥地利，一位作家（海姆）来自民主德国（前东德）。
令人惊讶的是，对话的请求得到了多少自发的赞同。 只有少数人拒绝（总共３位作家）
，按照这些被询问的作家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拒绝，并非因为不感兴趣，而是承认他们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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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７５
怯，不敢现在就公开对如此敏感的问题表态。 当然，人们肯定还会惦念某些作家——他们恰恰就是那些来自奥地利或者民主德国（前东德）的作家，那些年轻的一代，那些抒情诗人。 也许还有可能继续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吧。 我作为对话者和编者，当然抱着这样的愿望：人们在评论本书时，少注意一点谁不在场，而多注意一些谁在场。难道这种积极的反应不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吗？在１５年前，当神学领域内流传着“上帝之死”的口号，在作家当中流传着“文学之死”的口号时，这几乎还是不可想像的文化征兆。 同往常一样，人们用一些轻率的解释，就可以很快地将这里业已接好的对话线索重新扯断。 帮倒忙的恰恰是神学书籍的读者们，他们把文学领域对宗教的这种新的开诚布公自作主张地撇在一边。 当代作家的回答表明，不愿将讨论宗教主题的这种形式成为一部神学书的内容。 这部文集不再是退回到过去的宗教，而是一种前行的批判性转化过程！
但是，神学作品的读者对这些对话却可以放心，他们所支持、所关心的事情依旧生动活泼，富有挑战性。 再说，他们还可以学会不用神学名词汇编、不用复杂的形式术话、不用脱离现实生活的词汇来谈论神学问题，甚至更恰切、更投入，既带有批判性、又富有激情，既开放、又热切地谈论神学问题。 他们在同各种宗教传统和文本打交道时，可以学到一点无拘无束的主观性。 正因为这些对话本身出自无拘无束的主观性，所以它们要激发不同的见解，甚至激发对立的意见和论辩。 将这些对话公诸于世，是本书的意图。 我衷心感谢所有的作家在交谈时的信任和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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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对话的方法，也许只需稍加提及：作家们先得到一张写有主要问题的单子，这些问题在交谈过程中不断补充或者改动。 交谈之后，作家们还可以对自己的回答再做一次书面加工。 尽管作家们利用这一机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本书中作家们的话都经作家本人过目。 除一篇对话外，诸篇对话均曾在１９８１年４月至１９８５年春的《公众论坛》杂志上发表过。《公众论坛》是一份有投入精神、大胆表态的杂志，编辑不多，办事效率却很高［正如Ｗ。 迪尔克斯（Ｗ。Ｄｉｒｋｓ）
有一次所说，这源于“天主教叛逆性”
（ＫａｔｈｏｌｉｓIｃｈｅｎ
Ｒｅｂｅｌｅｎｔｕｍｓ）的优良传统］。这家杂志使我能将每篇对话分期连载。 责任编辑Ｈ。 梅斯曼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想法，并使这一想法有可能付诸实现。 除了一次例外，所有的交谈他都在场。他审阅过我拟出的问题，并为解决所有技术上的问题操心尽力。 我特别要衷心感谢他在共事时的同事般的友好合作。 我还要感谢图宾根大学普世宗教研究所的同事Ｕ。 克恩先生，他亦为这些对话提供了诸多技术帮助。本书出版之前，我在神学与文学这一边缘学科做了近１０年研究。 如今，我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位老师——神学家Ｈ。昆（Ｈ。Ｋｕｎｇ）和作家Ｗ。 简斯，我在神学与文学的研究道路上要感谢他们的地方很多。１９７７年，当我研究“现代德语文学中的耶稣”这一课题时，他们严格要求我、提携我这个博士生。 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完成了一些连我也能参加的研究项目。最值得提及的是１９８４年５月由他们在图宾根大学组织召开的大型“神学与文学”
讨论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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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９５
次讨论会给作家、文学研究家和神学家之间的对话以重要的启发。 我将本书作为感谢参与这类谈话的人们和鼓励人们继续进行这种重要的对话的标志，奉献给他们。
Ｋ。Ｊ。库舍尔１９８５年１月于图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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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帝的名义抗议上帝——关于死亡与复活
同Ｋ。 马尔蒂的对话
问：您在前几年曾谈到您的文学活动的初因。 您说，对于您来讲，只是在您的牧师活动中才开始碰到语言问题，并感到布道语言，教会和神学语言成问题。 教会中使用的语言用得越久，就越使您感到不满足。您于１９６９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