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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听过，不过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都是随处可闻的普通内容。问：所以不能说宗教教育在您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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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答：不能。 不过别的印象还是有的，譬如后来我在布拉格。 犹太传统大多通过文学对我产生影响。 譬如海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或者说还有莱辛、门德尔松。 我年轻时就已对这一类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这是同化了的犹太教传统？
答：是些口号。 不能用这些口号来给我分类。 当然，接踵而至的还有声势极大的排犹运动。 它迫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 我有一阵子还是犹太童子军的成员——这一点您可以想像。 不过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恰恰因为别无他路。 那是１９３３年前的事情。当时德国排犹的势头已经非常大，纳粹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问：重归巴勒斯坦当时没有诱惑您？
答：没有。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能解决犹太问题。问：移居巴勒斯坦对您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诱惑？
答：不是。 移居从来不是一种诱惑，甚至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依我看，排犹和犹太问题是一个社会难题，而非民族难题。问：您的犹太人身份不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而是通过犹太文化表现出来的？可以这样讲吗？
答：可以。 当然是通过犹太传统。问：从什么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在您思想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您来说，“宗教批判”也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吗？依您看，发现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是有联系的？
答：在那些年代我本来就没有信仰过亲爱的上帝。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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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上帝是一种被利用的臆造：如海涅所说，是从天而降的“睡吧，睡吧”的声音。 因此，我对马克思的著作并没多想，便同他的见解一致起来了。 当时，亲爱的上帝与非常反动的团体和反动的思想勾结。 在犹太人那里不如在基督教徒那里厉害。 如果仔细看看当时新教和天主教的政治观点和活动，您就会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在纳粹时期出现认信会②绝非偶然，它要反省宗教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当时的新教和天主教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臂膀。 我通常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太简单了。 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不是吗？所以我也把基督教看成是社会固定阶层中的一个反动部分，这个阶层在牧师和教会的默许下，一步步靠近纳粹。 看看路德派当权者的思想，当时的牧师的观点，看看他们对军事和民族问题的态度，您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教会干脆就站在纳粹一边，犹太教堂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们也属于被压迫者。 但如果情况允许，犹太人当中的资产阶级阶层也同样会站在反动派一边。问：您是作为犹太人长大的。 后来，您的宗教批判想法把这一阶段勾消了吧？您的宗教批判思想并不得自马克思主义，您不是通过宗教批判，而是通过社会问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对不对？
答：是这样。 当时是失业时代、危机时代。 人们在思考：这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各种宗教都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必须询问危机的社会根源。 既然失业和危机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了一种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所以必须反对它。 至少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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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此，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无神论者？
答：又在对我作分类了，这并不适合我的情况。 我当时是青年，有感情。 要是您当时对我讲：“你是无神论者！”我也许会说：“真的吗？”要是有人对我讲：“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会回答：“您知道，我读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怎么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我当时观察世界，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我的结论，当然，在观察时总带有一个年轻人所具有的那些印迹。问：在您的文集《道路与弯路》中可以看到：在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取消对您的支持之后，您在民主德国往往只能在教堂里露面。 这是否改变了您对教会的态度呢？
答：当然。 不过教会也变了。 如您所知，１９４５年，在民主德国实行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譬如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牧师往往还是领取报酬的政府职员。那里有一个对政府毕恭毕敬的教会。在民主德国，教会被迫自己养活自己，被迫过自己的生活，被迫醒悟。 在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里，大多是年轻人，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比党③内的官僚和干部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读的马克思著作要多得多，运用起马克思著作也比那些官方人士要生动得多。 由此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教会如今（至少部分地，在它的一些教区，主教管区内）是一个我想称之为进步组织的团体。 我还想把它归入党的左派。 我总把左看成革命的，把右看成保守的。 那些官方人士是保守派，右派。 教会相当左。 既然我一生都站在左派一边，那我当然也就非常乐意利用这个在别的地方不允许，而只有在教会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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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朗诵我的作品的机会。在克姆尼茨④的一座教堂里，我给上千人朗读《阿赫斯维》的一些章节，这部小说是一本很复杂的书，当时有一种简直令人神往的安静。 可见，他们并非都是受到宗教束缚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共产制度中长大，现在想听听海姆的作品朗读——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要是教会给我这个立足之地，我就会为教会尽更多的力……
问：这确实是令人神往的景象：一个来自马克思主义之乡的犹太人居然在教会找到了故乡……
答：……没找到精神上的故乡，但找到了同伴……
问：您在长篇小说《阿赫斯维》中让拿撒勒的耶稣直接出现在阿赫斯维的形象身边。 我感兴趣的是，您对耶稣的态度是怎样逐步形成的？
在您能这样描述拿撒勒的耶稣之前，发生过什么？您的解释取决于什么？
答：在这之前我已写过《新约》的读物。 我考虑过：该怎样来解释这个在《新约》中显得非常矛盾的形象呢？这个形象后面隐藏着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感情？
我考虑过后便开始写作。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写作中形成的。 我无法说得详细。 您的问题有时候很巧妙，我还不好答哩。问：我想从您那里套出点东西来。 您写《新约》读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是在我写《大卫王传》之后。 在那部书里，上帝已是重要主题。 我已开始热切地研究上帝。问：您的《圣经》读物为什么获得了新的魅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否有一种外来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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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圣经》包含着一位作家所需要的极其丰富的素材。当时我正在寻找素材，《圣经》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我写第一次读到大卫记时，我心里就想：这是一部长篇小说。 您知道，有不少作家写过阿赫斯维。 这个形象在我青少年时代就已熟知。 阿赫斯维形象的问题一直是：为什么他要驱赶耶稣？这个问题歌德也没有解决。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阿赫斯维同耶稣的关系，我在小说提出这种关系问题。问：在您笔下，耶稣完全是一个忍受者、受难者，正是阿赫斯维促使他反抗上帝的秩序。这种看法是否有点片面？
耶稣的布道不是已经具有反抗的潜力？譬如Ｅ。 布洛赫就以这种潜力为中心来解释耶稣。答：我不这样认为。 在我的《阿赫斯维》书中，耶稣成了一个义蕴丰富，性格色彩丰满，行动方式多样的人物。 我不认为您完全把握了我书中的内容。 该书的中心主题是阿赫斯维与上帝的冲突。我还提到库姆兰文物⑤，这些文物涉及到一个两重性的弥赛亚。 弥赛亚在当时已被视为双重形象。 所以，当然也能在耶稣身上找到这种双重性。 我描写了这种情况。 我采用了一部分直译出来的库姆兰经卷的译文，继续往下写。 您是否核对过，哪些是古卷译文，哪些是出自海姆之手？
问：没有。答：您核对一下才能确定我的耶稣形象。问：您想说耶稣体现着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
答：不用这种方式来表述这一问题。 对我来说，耶稣是小说中的一个形象。 他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同时也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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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不过诸神也有矛盾。 既然所有的诸神都是由人虚构出来的，他们也就有人性。 耶稣也如此。 他是个可怜的人，我们得同情他。问：基督教关於耶稣“复活”的说法对您有意义吗？
答：《阿赫斯维》有整整一章写复活，可见对我有意义。复活既意味着世界末日和伟大的审判，也意味着上帝在最后审判时刻的临近。耶稣再来，阿赫斯维在耶路撒冷遇到他。所以复活对我肯定有意义。不过，它的意义只是在这部小说中。至於我本人是否相信耶稣复活，完全是另一码事。问：您相信吗？
答：您就听下去吧！
问：许多评论家仅仅把您看成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
，使那些把马克思主义与无神论等同起来的人感到惊异的是，您并不排除上帝问题。 您曾说过，这部小说涉及到“对灵魂不朽的探询”
，涉及到“我死后会怎样？”谈论“上帝”对您有什么意义？
答：什么叫让人感到惊异？给我分类的人实在无聊。 我是作家，作家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他研究多种思想，不能把他归为“马克思主义作家”或者诸如此类。 我当然有马克思主义思想。 我认为，马克思讲过不少正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