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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他给东京中华街促进会会员及商铺发送电子邮件，希望大家心理有准备。
他说，上次日本右翼分子闹事的借口就是说华人商铺把货品摆到了门外。“把货品摆到门外不合法，但同一地点的日本人商铺同样也这样做，这不过是右翼分子的借口。但我们提醒华人商铺，在游行当天不要给日本右翼分子借口。”
胡逸飞说，日本右翼势力很小，不是主流。但他们声音很大，媒体往往会注意他们。而且这些人又是不好惹的，如果有媒体批评他们，他们会到媒体单位门口继续闹事。他们背后有某些公司支持，一直以来他们把游行示威当作职业，只有时常出来游行，这样他们才有收入。
阳光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顾梓芹告诉记者：“这几天，东京都警视厅机动队、组织犯罪对策科以及池袋警察署不断来人，说是有4个日本团体递交了申请，准备星期天在池袋车站西口首先举行集会，然后游行。游行的路线有一站就是我们阳光城。”
顾社长说：“警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保护性指导，要求我们在那一天把现金等物品收管好，让员工也冷静对待，另一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也会到现场对我们进行保护。”顾梓芹还介绍说，2009年9月26日，曾经有30多名日本人拿着日本国旗和标语到阳光城来骚扰，高喊“坚决反对民主党的外国人政策”、“支那人滚回去”等口号，在这里闹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导致商店无法营业。此外他们还在这里动手动脚，拍女店员肩膀，拉扯她们的衣服，所幸这些举动都被警方及时制止。
他说：“阳光城位于地铁池袋站出口旁，位置重要，同时商店用中国红装饰比周围更醒目。右翼分子的目标是骚扰池袋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自然会把我们当作目标。”顾梓芹说，“警方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周日游行时关门，但我谢绝了警方的建议。”
顾梓芹解释：“这么多人在我们门口，势必会影响生意。但我跟警方说，我不能因为有人在店门口游行就伤害我们顾客的利益，如果一游行就关门，我们的生意不用做了。因此，我们坚持开门营业。”
他介绍，上次右翼分子游行让商店损失上百万日元的流水。他们此前买了停业保险，但保险公司却要求当地警方开受害证明，但警方却表示“你们这是政治问题”而没有给证明。周日的游行正赶上日本三连休，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因此他们会再次损失上百万日元，而且向警方要证明也有难度，但他们做好准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说：“周日那天，我们商店1楼将有9名员工。我跟员工说好，做到骂不还口。他们说的脏话非常难听，但如果我们不予理睬，不给他们借口，我想游行人群不会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的。”他强调说：“周日我一定会在店里应对。”中华街200余商铺均表示冷静迎接“骚扰”。
骚扰事小，只是我们不由得要问：这么深的偏见和积怨，究竟从何而来？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让某些日本人这么瞧不上眼？
这样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也有。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日本，但是据他描述，很多地方让他非常失望：
1995年10月，水均益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非常庞大，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他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他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
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他又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水均益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他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水均益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没有一点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水均益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
还是没有声音。只见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水均益忍无可忍，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
水均益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他，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这样说。
水均益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机票时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这让他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11月，水均益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是去日本的大阪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他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水均益便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阪市的街头。
但他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他们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水均益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水均益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他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水均益给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
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国内朋友来看他。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水均益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录了下来。于是，水均益赶紧把摄像机抱到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他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操他妈！”
朋友告诉水均益，那位司机在他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水均益猛醒——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
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他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曾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
后来水均益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他问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后来，水均益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那一期《焦点访谈》的最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他们做了一期《日本，听我对你说》的节目。
水均益说：“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一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的其实并不多。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