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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战争，个体的自恋以扩大了的民族自恋表现出来，对整个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人这种只认为自己国家优秀的思维，在生活中也是体现得很透彻。在日本，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日本原产的，标价就一定是最贵的。这种思维和中国不一样的是：日本人真心认为外国货肯定不如自己人做得好。
日本的食品价格很贵还与其限制农产品进口有关，以大阪、京都等日本关西地区城市为例，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以及便利店，里面的矿泉水以及饮料价格大都在110~150日元之间，按目前汇率，约相当于人民币8~11元，上海目前自动售货机以及便利店里面的矿泉水以及饮料价格大都在人民币2~4元，日本的价格约是上海的3~4倍。中午或晚上在外面吃快餐，包括吃一碗面条，一般约需要700~1500日元，约相当于人民币50~110元，上海目前大约需要6~30元。在水果价格方面，2010年夏天，神户三个小苹果卖300日元，一个苹果约人民币7元，这样的苹果目前在上海每个值大约1。5元，日本约是上海4。5倍。一个在上海卖20元左右的西瓜，在日本一般需要人民币120元左右。日本的肉食品主要是猪、牛、鸡肉和鱼、虾等海产品。在一家超市里猪肉片100克158日元，500克约合人民币59元。日产肥牛肉价格也奇高，100克680日元或780日元，500克约当人民币255元或290多元。澳大利亚牛肉也很好，但价格便宜得多，100克298日元。鸡肉最便宜，100克78日元，相当猪肉价的二分之一。
日本人通常认为，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
据统计，日本产大米价格是美国米的5。6倍，泰国米的9。5倍。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对国产米趋之若鹜。进口米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吃”，更多的则是拿去造酒或当饲料。
日本的政治、宗教等都与农业及水稻有很深的关系。日本人自称“食稻米民族”，而西方人则称日本人是“生活在水稻茎秆里的民族”。古时候，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成“丰苇原瑞穗国”。丰苇原指肥沃的土地，瑞穗则是指水稻丰收的景象。直到现在，日本女孩还喜欢用“瑞穗”做名字，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就是其中之一。“田”也是日本姓氏中常出现的字，据日本一位学者推断称，日本天皇其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田氏。该学者称：在日本前200大姓氏中，“田”字的使用率占有绝对优势，如福田、丰田、织田、武田等，这就是因为“田”这个字是神圣的，代表他们是当年齐国田氏的后裔。这里首先要解释一点，那就是日本人古代是没有汉字的，他们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后来引入了汉字，于是他们就用汉字来代替自己语言中的发音，这种习惯一直发展到现在。
第八章 神国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曾公开宣称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早在此前日本泡沫经济鼎盛的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就发表过类似的意思：“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他将日本人与西方人比较，认为日本人在西方与法国人最接近，但优于法国人；美国人不如日本人聪明，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
日本政客以“失言”的方式吐露的真音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早在三百多年前，日本民族主义学者山鹿素行就称日本为“中央之国”“本朝当天地之正，得地之中枢。”“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时过境迁，日本已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神国”观念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日本人，这是为什么？
尽管在日本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都没有掌握实权，不问人间世事。日本的历史是动荡的，充满了野心勃勃的惨烈战争，让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天皇家族却从未因此中断过，虽然也不是没有被臣子废弃、谋害的天皇，可中国历史上那种“今天李姓人当皇，明天朱家人称皇”的情况却始终未曾出现过。
本居宣长（1730…1801），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说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说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长不满中国的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认为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
和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后指出了本居学说中的漏洞。从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确实是“万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虽经过不少坎坷，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万世一系”不过徒有其表罢了，天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1200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国家大权更是掌握在武士们手中，他们为国家制法，还将朝内的敌对大臣驱逐出去，他们拥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权。从战国时代开始，直到江户时代，将军都是日本实际权力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天皇根本没有政治权力。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引进和模仿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大唐帝国主要引进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的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764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1333年，掌握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