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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一年，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夺取城市的重要性，要求各局和各省委同样重视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高度重视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争取取得显著成绩，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中共军队及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晋西北军民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了普格寨等多处日军据点。在秋季攻势中，他们以忻县静乐公路、离石岚县公路、静乐宁武公路为重点，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区的日伪军，毙伤九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收复七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年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解放人口四十多万。同时，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也恢复到1942年以前的局面。
山东军民先后对鲁中、渤海、滨海、胶东发动攻势，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青岛公路和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渤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莒县等县城。山东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年中共进行较大战役十五次，歼灭日伪军近六万，攻克县城两百多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人，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和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日军据点、碉堡四百多处，恢复和解放村镇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八十多万。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县的官厅和高阳的旧城，解放了肃宁县全境，袭入天津市，攻克日军据点八百多处，解放村镇三千八百多个，解放人口一百二十多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二十一个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总共作战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二千九百多人，拔除日军据点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七百五十八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军区。
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2）
太行区军民向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水冶至林县之间的各条公路沿线发起攻势作战，收复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进攻，开辟了新乡辉县根据地。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和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五十多处，恢复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和汶上的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使山东西部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一年中，晋察鲁豫根据地军民总共毙伤日伪军三万八千多人，收复县城十一座，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收复国土六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外国的民众迫切希望了解。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多次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5月17日，由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和孔昭恺、张文伯、赵超构等九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会客厅接见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状况和作战状况，以及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等。
延安文化界在24日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前夕，记者团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见到了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他们广泛参观了边区政府的各种工厂、新华社、自然研究院和医院等设施，对延安生机勃勃的场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国记者要求前往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到10月下旬才返回重庆。
记者团在西北访问期间，向国外报纸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如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业绩，使全世界人民对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
史迪威同样希望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年初就拟定了一个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由于蒋介石一再阻挠，拖到7月才实施。代号为“迪克西团”的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分两批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一批在7月22日起程，第二批在8月7日起程。其主要成员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克罗姆林。观察组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彭德怀、陈毅和叶剑英等人向观察组做了有关根据地的专题报告。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尽情游览参观，对中共的政治状况、军事状况和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八路军的高昂士气，解放区的生气勃勃，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7月28日到第二年3月1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六次谈话，纵论中美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阐述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刻影响了谢伟思、包瑞德等观察组成员。通过他们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毛泽东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史迪威等人。观察组一直在延安呆到下一年8月。第一任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后来写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记述了全部过程。
来到延安的不仅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在11月7日访问延安。美国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就无法战胜日本，赫尔利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开始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与董必武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在获悉谈判情况后，向赫尔利发出邀请。赫尔利在林伯渠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赫尔利第二天就与毛泽东等人开始会谈，经过激烈辩论，赫尔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认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修改得更有利于中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感到吃惊。
10日中午，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认为，这个包括五个条款的协定，反映了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因此十分兴奋，马上带着尚缺蒋介石签字的文件返回重庆，周恩来也同机前往，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毛泽东为了加快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年底决定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从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护送九百多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提起第三五九旅，人们就会想起旋律悠扬的女声歌曲《南泥湾》。大家都知道，王震和他的第三五九旅都是陕甘宁边区屯田垦荒的模范，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在抗战将要胜利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铁流万里的漫漫征程。
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3）
南下支队于11月19日从延安出发，两天后渡过黄河。战士们在河边站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走进吕梁山区。12月1日，天空不停地飘着雪花，骡马的铁蹄踏在冰冻的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山势陡斜，人和牲口不断在雪地上摔倒，有几匹骡马滚下山沟摔死了。翻过第一道山头，王震指着前面山岗上的一座岗楼说：“那就是敌人的碉堡。如今敌人兵力短缺，顾了头不能顾脚。主要兵力都集中到铁路沿线去了，留下的少数敌人夜间不敢出来；要是白天，就不会让我们这样平安通过了。”
4日拂晓，部队从鸦儿崖出发，计划翻过吕梁山主峰，向汾河平原前进。王恩茂自告奋勇，和向导一起当开路先锋。他很会走山路，迈步宽稳不摔交。这一天所经过的一些村庄，房屋全被日军烧毁，满目凄凉景象，侵略者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
部队经过阎家庄时，大家站在雪地里开动员会。王震说：“同志们！我们经过几天雪地行军，现在要过关了。我们过的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而是同蒲铁路这一关。我们这次主要是过关，不斩将。我们要从敌人的那些像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至于那些据点，暂且不去动它，相信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部队在8日跨过汾河便桥，来到同蒲铁路。大家揭开手榴弹盖，打开枪机，随时准备开火。支队主力接近铁路时，从平遥方向开来一辆日军铁甲车，突然向这边开炮。王震跃上铁路，指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