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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注「布尔什维克是似文Боπ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第42页。」）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注「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第43页。」），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注「朱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指周恩来。一第43页。」）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博古（即秦邦宪）所犯的“左”倾错误作了结论。博古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43页。」），凯丰（注「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军第九军团中央代表。……第43页。」）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注「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第43页。」）……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党中央正确规定，目前野战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新的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根据地。同时着重指出，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必须在战略战术上正确指挥红军去争取胜利的战斗以外，还必须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对于发展四川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提到创造苏区的高度上来。
我们着重说明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因为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过去中央苏区（注「本书中的中央苏区、中心苏区、中区、江西苏区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范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13、32、37、92、112、158、160、163、192页。」）周围的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部分游击队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的薄弱。由于游击队常常仅注意到军事行动，轻视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不能取得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参加，而使游击战争不能开展，甚至挫折。
目前在川西北和全省如何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
四川的客观环境是，群众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开展着各种形式的斗争。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几年来的胜利与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入川的影响，更加动摇了反动统治，更加振奋与扩大了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更加推动着群众斗争走向为自己的武装、政权和土地而斗争。
在这一有利的环境之下，游击队的任务是要去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斗争，并且把斗争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首先需要地方党与游击队去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用群众心坎内的要求鼓动群众起来为这些要求而斗争。这种群众的要求，不仅仅是我们平日所了解到的和笼统的，如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抽丁、派伕等等，而必须是当地最大多数群众眼前的反对某一种捐税、某一种压迫的要求。我们只有提出了这种具体的口号，而且充分说明这个口号的理由，使群众充分相信这个口号是他们所必需的，而且是可以胜利的。只有真正进行了这种具体工作，使我们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已的口号，才能动员群众为着实现这个口号而坚决斗争。只有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起来斗争的时候，我们才能逐渐地领导群众走向更高的斗争。
在群众工作的策略上，必须指出，我们能否组织和掀起广大群众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能否扩大斗争的范围，能否真正把握住群众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和保证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党的领导权。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在四川发动群众的策略上的中心，是因为在四川存在着最残酷的剥削群众的军阀统治。因此，在四川有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而且有着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注「这里所说的中央政府，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18、21、94页。」）和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也因为这样，在四川群众运动的开始阶段，有些流氓、富农甚至破落的小地主，以及思想不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着自己的阶级利益，或者为着在革命运动中投机，必然会混到革命运动中来，有时这些分子可能暂时占着运动的领导地位（过去四方面军入川时，有过十几万抗捐军的运动，虽然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深入斗争，斗争中的阶级分化更尖锐了，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条件之下，依然或多或少的可能存在着这种现象）。把这种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不管谁领导的），组织成更大的范围，并且掌握在我们领导之下，这是有利于我们彻底推翻四川反动统治、建立新苏区的战略方针的。
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首先就在于不惧怕、不拒绝任何投机分子参加到群众运动中来（当着他们在与群众一起反对军阀的时候，或者还能号召群众的时候）。拒绝这些分子参加，常常使群众运动不能得到应有的开展，更谈不上争取党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基本的策略，就在于去联合和组织这种群众运动达到更大的范围，这是有利于红军反对四川军阀的战争的。为了争取领导，必须用我们的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拥护，同时组织斗争中的群众。这样做，也就有充分的可能逐渐使群众脱离那些投机的不可靠的分子，而迅速站在我们领导之下。
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中政治觉悟程度的不同，不必立即在群众中组织“工农红军游击队”，而应该灵活些。依据四川群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的要求，可以大大地发展抗捐军的组织。在组织抗捐军时，必须纠正在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一千余人的大会，四五百群众要求报名加入抗捐军，而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了五十余人）。是的，抗捐军应该是群众的武装组织，而且要使它真正成为能够作战的群众武装，但是它不能脱离群众运动而去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只有把抗捐军的组织扩大成为群众运动，才能在运动中锻炼出更勇敢更觉悟的、能够脱离生产的分子来组织作战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