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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知晓周恩来在国统区的秘密统战活动。“南委”失事后周恩来的机断处置与感情痛苦，反映了情报工作领导人的特质。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采访时作者特意追问毛泽东会见亲戚的情况，可秦平说：我把他引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面，自己在卫士室等了一个多小时。纪律严格，不该知道的就不知道。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延安公审汉奸连载：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作者：郝在今“特务”，“侦探”，“奸细”，“间谍”。
非专业人士，有谁能够弄清这些专有名词的区别？反正这些人都是保卫部门“反”的对象，于是有了“反特”、“反探”、“反奸”、“反谍”。
如果查阅字典，你会发现这几个词义在循环解释，还是区分不清。依照惯例，“特务”
的工作内容比较宽泛，从事情报、行动等秘密工作，包括保卫工作，都可算特务。侦探的工作主要是刺探敌人的军情，可以临时使用平民充任，不像特务那样专业。奸细，则特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属于政治定义而非专业定义。间谍的定义最为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人，不像特务那样包括在本机关从事的工作。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要“反侦探”，抗日战争叫“锄奸”，建国初期称“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反间谍”。
保卫工作有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工作。
抗日战争的时候，反间谍叫做“锄奸”——铲锄奸细——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是“汉奸”呀！
中国不乏亡国灭种的历史，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是：强敌不可怕，更为危险的敌人还是出卖自己人的奸细！
又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人里面从来不缺汉奸。
东北有前清皇帝溥仪，南京有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华北有政务委员会主任王克敏，这些中国的大人物公开为日本人成立汉奸政权。基层汉奸也多，各沦陷区的乡村普遍建立维持会，本地士绅出面为日本人维持统治。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开展活动，千方百计渗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汉奸与帮会结合，陕甘宁边区有黑军、天星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黑衣会，发展组织、收买情报、放毒刺杀、引路破坏，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伊始即连续发布“锄奸指示”，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叫做“锄奸部”，地方政府设有“锄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把口查路条也是锄奸防奸。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锄奸，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
1938年3月27日傍晚，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
会场正面，一列长桌摆成半月形。正中端坐审判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成仿吾、莫文骅，旁边是来自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人民陪审员。
会场旁边，三挺高射机枪直指蓝天。
会场之中，近万干部群众凝神倾听。
被告人吉思恭被押了上来。
案情是一个诡谲的故事。北平的“孔女”和安徽的“张女”，不远千里来到西安，打算到延安读书。一个自称是八办政训处处长马克志的男子，主动上门联系，说是可以介绍两人去陕北公学。马克志对两个女生进行简单的考察，便介绍她俩入党。说是孔女身体较弱不宜去延安，写了一封介绍信，要她去耀县工作，张女则成为随身秘书。马克志带着张女去延安，沿路测绘地图，发出信件。投宿时，说是工作掩护，让张女与自己同居。这一男一女正在渭南考察，突然被捕。马克志声称找西安八办营救，公安局告诉他：八办正在找他这个政训处长。处长闻言登时垮了。
原来。马克志真名吉思恭，1936年加入日本特务机关。绥远抗战时带领一个日军间谍小组活动，被傅作义部队逮捕，因证据不足释放。后来又到西安，以地舆学社的工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吉思恭尾随报考学生混入八办，听说这两个女生想去陕公，就假借政训处长名义诱骗，一是想借人掩护自己测绘陕西兵要地图，二是借机骗色。没想到孔女到耀县没有找到吉思恭推荐的联络人，回到西安到八办找政训处长，无意中揭穿骗局。
公审大会上，吉思恭供认自己参加日本特务机关，接受测绘、密写训练，曾经绘制地图秘密邮寄给日本特务机关，每月领取300元津贴。
抗大代表、妇联代表在大会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经过退场商议，审判长宣判：吉思恭执行汉奸任务，处以死刑。
万众瞩目之中，汉奸吉思恭被枪毙。
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集团军司令部，在太原、汾阳、离石、岚县、临汾设有特务机关，在临县、兴县、碛口、军渡、柳林、三交设有特务据点。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先后被延安捕获的派遣特务有拜明耀、宋昌龄、罗鸿沟、王玉田、蔡长庚、橄玉书、李田心、李巨川、高子文、王芝生等人。还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遣到延安的林苏果夫妇，王哲夫妇。
遗憾的事实是：日本人在中国不难找到汉奸！
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就要对同胞之中的汉奸分外警惕。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高级特情突击竞赛”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①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专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甘肃活动，1934年在西安建立陕西站，由陕西华阴人马志超担任站长。陕西站针对陕北红军展开工作，建有绥德、洛川、汉中、安康、潼关等小组。甘肃站设在兰州，由中共叛徒史铭任站长。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军统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张严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扩大到五省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支台，下属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毅还以延安电报局局长的身份，驻扎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严佛就派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写了两万多字的延安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中共科科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钳形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栏、三边等组。绥德附近的吴堡是延安通向晋西北、华北根据地的要道，军统特意将这里的榆林组上升为榆林站，封锁黄河渡口，从东北方位向延安渗透。西北区由中共叛徒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酒泉组，从西面渗透陕甘宁边区。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①“特情”工作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