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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戴笠发出通缉令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经知道延安组被侦破的消息！
边保并未因此放弃。
当初逮捕都是秘密进行，策反说服也绕了一个大弯子，逃跑的五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投诚的实情。因此，程慕颐尽管有所察觉，却完全可能并不知道破坏的程度有多大！
边保将这些人分散开来，继续使用。
赵秀留在延安继续当防空监视哨的哨长，直接与洛川、西安联系。王星文、张志刚去绥德，给榆林写信接头。李春茂去富县，设法与洛川联系。祁三益继续在新市场完小教书，保持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南山留在陇东，继续诱敌上钩。
不久，西安来人，提出对祁三益的怀疑。这使边保想到，也许是李峰璧提供了祁三益被捕的消息。看来，必要时需要暴露祁三益，以保留其他人员。边保布置赵秀，向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可是，西安迟迟没有回信。
1942年11月，张秉均（张志刚）又逃跑了。此人是天水人，毕业于汉训班第七期，被捕后佯装积极，被边保吸收派到绥德做外勤工作。张秉均曾经参加边保欢迎五人投诚的宴会，这下秘密不保！
布鲁还有主意，又布置赵秀写信汇报，说是有个特务在绥德自首。企图以此扰乱程慕颐心思，令其怀疑张秉均的逃跑是边保有意派出。果然，西北特侦站代理站长王之定听了两方消息，难辨真伪，将张秉均关押审查。
延安这里继续钓鱼。不久西安回信，调赵秀、祁三益两人回西安。
祁三益不肯走。铁了心留在延安，怎么还去西安？
赵秀想走边保不放。此人不像祁三益那样可靠，不能放虎归山。
调人回西安，也是王之定手段。见赵秀、祁三益两个组长迟迟不归，王之定就中断了与延安的联系。赵秀从此惶惶不安，自己的家属在国统区的徽县，会不会遭受报复？白天吃喝嫖赌，晚上偷偷哭泣。布鲁不放心，将其软禁一个星期，赵秀就更加消极，说什么“混一天算一天”。
1943年春天，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的赵秀，被边保派到国统区榆林工作，乘机跑回西安。为了掩饰自己，赵秀向站长王之定声称，自己一到延安就被共产党的密探包围，幸亏有公开身份，共产党不敢破坏统一战线，没法抓人。赵秀把延安组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出：“祁三益、李春茂是打入汉训班的共产党，他俩到延安以后，军统派到延安的人就全完了！”赵秀证实了张秉均，王之定立即向重庆报告。
戴笠亲自审问赵秀，得知潜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已被中共一网打尽！
汉中训练班的教材，处处称呼共产党为“奸党”，处处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匪区”，这下可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情暴露无遗。国民党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合作”？
戴笠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撤销军统西安特侦站，撤销程慕颐站长、林继之副站长职务；撤销西北特侦站设在边区的延安组，同时撤销边区周围的榆林组、宜川组、平凉组、韩城组、府谷组、环县组；又连带撤销西北特侦站下属的有汉训班学员的宁夏组、洛阳组、郑州组、胶东组、安徽组、新疆组；凡是汉训班毕业的人员今后一律不得重用。
西北特侦站成功打入延安，本来是军统的辉煌战绩，现在一朝覆没，戴笠也得有所交待。
军统重庆特训班所在地“白公馆”举办了一次“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40多个烈士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蒋介石亲自参观，指示戴笠：“可以将他们的照片也陈列出来。”
戴笠忙说：“报告委员长，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照片只能给委员长看，此外谁也不能看。”
蒋介石满意地离去。戴笠回头就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处理军统叛徒祁三益、李春茂！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特务”入党“叛徒”的生存相当尴尬。
新的东家当然重视，背叛的老家却是恨之入骨；接下来，老家那边不断施展反间计，新家这边难免就有所怀疑；最后，往往落得两面不是人的下场。
国民党虽然善于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骨子里却始终保持对叛徒的警惕。顾顺章背叛中共，几乎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还丧失了自己全家的性命。就是这样，中统也不信任顾顺章，只给一些闲差。后来，还怀疑顾顺章另拉队伍，将其枪毙。张国焘叛逃军统，戴笠十分器重，委托主办“特种政治干部训练班”，后来没有多大成绩，也被打入冷宫。蒋介石的逻辑是：你能够背叛共产党，就能够再背叛我！
共产党现在也要接纳国民党的“叛徒”，并且“反用”。众所周知，共产党吃叛徒的亏更惨，共产党的政治道德对叛徒最为严厉，共产党明确规定：叛徒可以利用，但是不准重新入党。
“叛徒”如此，“特务”呢？
汉中特训班一案，涉案人员都是正牌军统特务！
怀疑其假投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已经跑了六个？
没跑的人呢？心中也有包袱，共产党是否真的信任我？
被吸收加入边保工作的这几个人，心态还是与其他干部有所不同。表面看很老实，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有意见总藏在肚子里面。总说希望组织上信任，总是对领导的态度相当敏感，可是，组织上一旦照顾，又嫌把自己当客人。上街走路，看见身后有人，就怀疑是组织上派人盯梢。有的人汇报上写道：“昨天夜里梦见一只黑狗，若不是看在主人面上，就打它棒子！”
边保尽管缺乏同军统打交道的经验，却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这些人的心态变化掌握很准。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人的思想状态也越来越好。
可是，到了政治运动期间，就发生异常情况。
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按照这个逻辑，边区的政治空气逐步紧张起来。抢救运动期间，康生将汉训班作为典型案例，在延安大会点名。枣园坦白大会，胡士渊痛哭流涕地发言，交待自己小组在二局的特务活动，引起全场震动。
正在陇东的吴南山也被调到延安集训，外勤工作一时中断。延安的祁三益、李春茂，更被集中到保安处，说是上干部培训班，其实是监禁审查。
幸而，中社部、保安处直接了解此案的全部过程，吴南山等人又有突出贡献。陇东分处很快为吴南山做出正确结论，证明吴南山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被骗去的，回边区向组织交代是主动的。吴南山回到庆阳复任教育科长，仍然是庆阳外勤组长。祁三益与吴南山有所不同，祁三益并非主动自首，而是被捕后经过教育才表示反正。但是，由于祁三益的交待不够完全，没有主动说出戴笠到汉中视察的情况，又被关押在保安处审查一段。祁三益在保安处表现很好，大生产运动还当了劳动模范，1944年11月随边保工作团到陇东，以镇原县税务局副局长的职务为掩护，从事外勤工作。李春茂在整风中被调到行政学院学习，1944年7月被边保外勤组长欧阳天带到陇东，以西华池土产公司经理的身份，掩护外勤工作。
整风之后，中共的锄奸保卫政策更为成熟。
1945年秋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由中社部罗青长、汪东兴介绍，发展国民党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入党。
这种党员称为“特别党员”，必须经由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批准，入党后不暴露身份，秘密为党工作。
中共的特别党员之中颇有些人物，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是特别党员，国民党元老王昆仑是特别党员，著名记者范长江是特别党员，民盟骨干胡愈之是特别党员……这些特别党员，从事情报、保卫、统战、联络等秘密工作，常常能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特别作用。
李茂堂入党开创了“特务”入党的先例。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一是各阶层进步分子，二是脱党分子，三是特务分子，四是自首叛变分子。文件分别对各类分子的入党问题规定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①1946年9月7日，西北局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人，也由西北局批准入党。
共产党人最重政治生命。对于吴南山这些人，孙子的“因而利之”尚属次要，更为重要的是“导而舍之”。党信任自己，放手让自己工作，比什么物质待遇都重要。
政治上的信任，就是最为锋利的快刀，“反用”之中的五大难题迎刃而解，反用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生死考验（1）
军统自奉为封闭性“团体”，向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怠。于是，围绕汉训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激烈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