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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序１０月１０日
今年１０月２２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篇史诗，是非凡的战斗历程。５０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纵横１０余省，长征二万五千里，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是我们以至子孙后代永远值得纪念的。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此我仅述几件自己在其间亲身经历的事，以示纪念。
一、关于遵义会议的思想准备
长征开始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局任秘书长工作。 中央机关，其中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后，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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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首长。 当时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了。 记得他们当时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他认为广昌战斗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博古，红军伤亡那么大，步步为营的战术是不明智的。 这样下去，红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同志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非常喜欢看书。 早年，他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他不干，执意去上学。后来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于１９２５年前往莫斯科学习。王稼祥同志是一个诚恳、率直的人，对待错误的东西，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此时，他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则总是耐心细致地分析“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使人听后心悦诚服。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左”
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共同的心事。因此，我听了３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十分振奋。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王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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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 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 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真是“开明君主”。我们听了后也曾同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大姐开玩笑，戏称她为“娘娘”。
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的。 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早就有看法，而且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过争论。 同时，同毛泽东同志给予的真诚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 究竟去何处，五人知晓。 按照张闻天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中说的：“我们不得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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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但新的中心根据地应放在哪里？
谁也猜不透。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指示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在现四川中南部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冕宁这一带居住的是彝族人。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宗教（信奉黄教）
，迷信魔法和鬼神。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完善。 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 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的社会生活。 因此，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 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 对此，中央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 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合适，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即我和李井泉同志随红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是称“罗、何、首道、井泉”。
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就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
，这是不恰当的。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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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 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 但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退，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损失。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 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 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电文还说：“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它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北上，并最终确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全党全军衷心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三、红军主力先后会师会宁
１９３６年２月我被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军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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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１９３５年９月先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央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右两路军西征，打击西北马鸿达、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同年５月１９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率领下，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长城脚下的宁条梁。 此后，十五军团又分两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七十三、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 后来又攻下同心城和韦州。７月底到８月底，十五军团集中到豫旺地区休整。这时我也来到豫旺县城。９月初，我随军团总部留在那里，而部队开始向兰新公路挺进。１０月２日，在徐海东司令员的指挥下，部队从西门和北门大举强攻进入会宁城。 随后，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陈赓同志的率领下也进入会宁。会宁，是甘肃省内一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环绕着城墙，东南西北各方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２００人。 会师那天，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城内各角落。 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入城时，群情热烈，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天空，军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留下一部分部队迎接朱德等同志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到来。１０月９日朱德同志等同总部到达会宁。２２日，贺龙和肖克率领二方面军也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５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是历史了。 但是，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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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孜孜追求，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