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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财经工作仍由东北局财政委员会统一领导。１９４７年４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开始出面管理财经工作。 同年９月，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１９４８年７月，各委员会又改组为部，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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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 与此同时，各省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整顿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
为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现全区财政的统一和物资统筹调剂，我们坚持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但当时只能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 财经会议决定先做到一物一税，即只上一次税，禁止复税，以保证商品顺利流通。 粮食也要统筹。 如哈尔滨、牡丹江市和南满缺粮，我们要给以调剂。 禁止奸商囤积居奇，允许小商人自由贸易，对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如出口粮食，以大豆为主，占５０％以上；小麦、大米等细粮也可以少许出口，但高粱、小米则不准出口，以保证必须的军食民用。财委决定，在经费、特别费上要紧缩开支，各机关厉行节约，并要实行精简。此外，对企业也在大统一小分散的原则下逐步做到分级管理。 关系到整个经济命脉的企业如铁路、矿山、电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有些公营企业则由省管理。 对某些民营企业，如“老巴夺”
、“双合盛”等大企业，要限制其垄断行为。 对一般中小企业则扶助其自由发展。 农村手工业要大加提倡。实践证明，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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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外贸和恢复生产
单靠没收敌伪物资和发行货币，只能应付一时的急需；根本出路还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在当时情况下，恢复与发展生产首要的一环是开展对外贸易。 外贸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这项工作只能由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来抓。当时，东北地区的商品生产已较普遍，不仅城市离不开正常的商品交换，就连农村也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 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要胀死、堵死，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 国民党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解放区被分割。 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必要的器材，尚未恢复正常生产。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药品、汽油和各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农民手中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换不进来。 一袋大米，只能换一盒火柴。 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不去收割，因为大豆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做燃料。为此，有的地方政府把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当作“救济问题”向上级提出。 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民主政府搞不来盐，搞不来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要想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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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是行不通的。外贸的经济、政治效益是显著的。 我们通过出口多余的粮食和肉类，换回了紧缺的食盐、布匹、燃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保证了军需，也普遍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许多农民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称颂“共产党真有办法”。通过外贸我们还增加了财政收入，积累了支援工农业生产的资金。开展对外贸易，还有利于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 解放区同蒋管区，政治上虽处于水火不融的境地，但经济上却不能完全摆脱相互之间的影响。 因此，必须重视对蒋管区的经济斗争，开展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贸易工作，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和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手中的粮食，有效地限制了余粮流入敌占大城市，加强了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始终是最带根本性的工作。东北解放区初期的生产安排，仍是实行农业第一的方针。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情绪高。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号召力的。 它及时打消了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有利于广大农民群众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生产。 东北地区寒冷，冬闲很长，所以要提倡“四季发财”。
这一口号有利于鼓励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某些工副业和商业性活动。工业生产的恢复要比农业复杂。 就我们财经委来说，农业生产主要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正确的号召，具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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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上都落在了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 而工业生产则需要我们财经委直接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我们最初是直觉地从战争供给的需要出发来抓起的。 最早是抓运输工具，各单位建立自己的汽车队。很快就是大家抓军事上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有一个时期，各工厂、矿山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军火车间，最多是手榴弹生产和枪械修理。开展对外贸易后需要火车运输，机车要用煤，生活也要用煤，于是大家抓煤矿的恢复和发展。外贸需要黄金做资本，又抓金矿。 电力也是生产、生活急需的，自然又必须抓电力生产。 我们逐步认识到，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必须有节奏地恢复和发展。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时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 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并具体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证，因而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当时，每年能供给一般工人４００斤粮食，以便会欣然接受任务，很好工作。 广大干部对于东北现代化产业工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是深为感动的。 二是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 当时，由于技术人员很缺，我们在北满还接收了２００名日本专家。 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登门到户耐心地向这些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做工作，解决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由于认识不足，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 例如，在民主改革中，有的企业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在工人中尚有一定影响的把头乃至一般职员也斗了一下，以致影响到许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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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问题。 随着工作的进展，越来越感到技术力量的不足，技术人员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工作中，基本上是原封保留了旧有的工业管理机构，认真接收和利用了几乎所有的各种技术人员。 三是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 土改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私人企业中，尽力解决好劳资关系。 凡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解决人民需要的，就给以各种帮助，促其发展。 如北安大火磨，年加工量可达５万吨小麦，政府就保证其原料供给，帮助其维持正常生产。 这样做，我们也获益非小，光是税收就可以解决龙江省财政开支的１３。
B东北局关于１９４７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了逐渐增加对军民工业品之供给，除努力恢复或开办一切可能与必须恢复开办之公营企业，发展家庭副业外，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奖励与扶持私人工厂作坊及手工业生产。 这一支很大的生产力量，目前尚在半停滞状态中，政府、贸易机关、公营企业应从各方面扶植并帮助其恢复和发展。 在工运中必须坚持一面改善或适当保证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一面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必须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与团结的基础上注意调节劳资关系，绝不应以对付封建地主的办法去对待民族资本家。”到１９４８年的上半年统计证明，东北各地私人资本一般占到３０％以上，比解放前有不少增加。 而哈尔滨和安东两市，私人资本则占到８３％，公营仅占１６％，合作社占０４９％。 A经过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东北的工业生产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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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首先是军火工业，到１９４７年３月，已先后建立起各种军事工厂３０处，能生产手榴弹、子弹、炮弹和六○炮、雷管、火药等。 到１９４６年８～９月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工矿、电厂也开始在佳木斯、鸡西、图们、哈尔滨等安全地带恢复生产。如１９４６年，鹤岗、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