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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这一点，钱穆杜撰出“英雄性”和“集团性”两个概念。
他认为，西方历史似乎是一种“英雄性”的历史，而中国历史则表现为“集团性”。中国古代虽有英雄，但“英雄
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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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５２
性“是服从于”集团性“的，而且，”英雄性“在中国文化里，始终是败于”集团性“的。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项羽一介武夫，英雄了得，但却不会用人。刘邦本人并无多少”英雄性“
，但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相助。
战争结果是刘邦胜项羽败。又如东汉初年的光武帝，以一平民为天子，但其“英雄性”并不明显，只有昆阳一战有所体现，他的全部事业也是靠集团完成的。
再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三人。刘、孙两人并无多大本事，全靠部属完成鼎足事业。曹操虽“英雄性”多一些，但其事业仍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他的帐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僧寺里的一个小和尚，后来却得了天下。
他个人虽有表现，但主要的还是靠一个集团，他自己只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分子。
钱穆为了充分说明中国的“集团性”
，还举了中国象棋的例子。
“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
而车、马、炮又见有英雄性。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吗？“
①
通过上述事例，钱穆断定，中国古代是没有专制君主的，因为君主们大多无能，需要贤臣良将来辅佐他们。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君臣关系一向是和谐的，君主不可能专制。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宰相手里，况且朝廷的职权是有分工的，而不是皇帝一手独揽。比如汉武帝，他“并未把当时的一番政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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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新儒学批判
治制度来重新改定，我们却不能说汉武帝时代便是一个专制政府。汉武帝当时有内廷，有外朝。财政制度亦明白分开的，某些税收由大司农管，供外朝政府用。
某些税收由少府管，供内廷皇室用。财政大臣明明分着两个，在政治制度上又如何可说是由皇帝一人来专制呢“？
①基于此，钱穆对“人权”两字作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理解。他说：“‘人权’二字中国向来没有，中国人只讲人性、人情、人道、人品，不讲人权。”由于不讲人权，所以中国古代君臣的关系只是职位的不同，而没有权力的大小之分，“君亦是一职，臣亦是一职。只说君位高出于臣位，不讲君权高出于臣权”。
②
钱穆还认为，不能把古代中国看作专制社会，还在于古代中国政治始终是有一套制度的，而不是让君主们为所欲为。
他说：“今说中国传统政治王位世袭，不经选举，这是不错的。
但另有一套制度，直从秦汉下至清末，虽历代有小变，而大体则一贯相承。
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纳税怎么样，当兵怎么样，选举怎么样，一切都有法。而这些法都从上到下，历代一贯相承的，所以叫做通。这是中国人的通史。我曾有一部小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把汉、唐、宋、明、清五代各项制度，从九通书里提要钩玄，简单地写下来。诸位且试读此一小书，便知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帝王专制。我想定要照西方观念来讲中国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５８页。
②《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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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６２
的传统政治，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
①
在钱穆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之所以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说成专制社会，是因为这专制二字，用在提倡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时，作一个宣传口号，有它的一时之利。
“但从远处看，歪曲历史，抹煞事实，来专便一时之宣传，却是弊过于利的”。
②由于反对把古代社会看作为专制主义社会，所以钱穆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
③请看他对这一断语的解释：“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
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治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俄如奥，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
于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６０页。
②《中国历史精神》，第１１页。
③《国史大纲》，第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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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
①
基于上述看法，钱穆认为，１９１１年以后，中国社会苦难重重，责任就在于辛亥革命没有保留王室，把古代的政治传统整个地推翻了，致以人心失序，思想混乱，战争连年。他把辛亥革命后的变化概括为“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可见，在钱穆眼里，“文化革命”指的是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指的是共产党的工农革命。他认为，这两种革命导致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不安定，社会无出路，思想走极端，空耗了国家民族多少元气和精力。
而这一切，都是由孙中山等人的“假革命”
所导出。
方东美的生命精神学
方东美是一位诗哲，确切说是一位以诗人的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并以诗人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哲学见解的思想家。诗性的智慧，将其导向一个异乎寻常的境域。
他不同于其他的新儒家，不是单单抱住儒家传统，而是儒释道三教并提；不是执着于宋明理学，而是更强调原始儒家的思想价值；不是仅仅着眼于中国的思想传统，而是将西方传统同样看作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想库藏。相比于其他的
①《国史大纲》，第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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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６２
新儒家，他的视域似乎要宽阔得多，心胸要开放得多。正惟这样，许多论者认为，将其看作新儒家，大可值得商榷。实际上，新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各人自有自己的思想角度和致思方式，只要强调儒家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并将儒学传统放在其他思想传统之上的，都可视为这一思潮的组成部分。
方东美虽然兼容各家传统，但是，第一，他非但没有否定儒学传统，相反，其思想探索的目的乃是通过对儒学的重新理解和阐扬，以保障其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主导地位；第二，在他的思想里，虽然中外几大传统并提，但儒学传统远远高于其他传统；第三，他同其他新儒家一样，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潮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方东美，名珣，字东美，１８９９年生，安徽桐城人。自幼熟读儒家经籍，且喜诵《庄子》等文学作品。年十四，考入桐城中学，四年后入金陵大学，就读于该校哲学系。
方东美性格爽直开朗，强于社会活动。大学期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社团“中国哲学会”主席、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总编辑，并加入后来很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
，任该会《少年世界》总编辑和《少年中国》编辑。参加１９２１年“少中”于南京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者有后来闻名于政界和文化界的张闻天、沈泽民、高君宇、邓中夏、恽代英等人。杜威访问南京，方东美代表“中国哲学会”致欢迎词。在金陵大学四年里，品学兼优，极受师长的厚爱和同窗的尊重，出版译作《实验主义》，发表《柏格森生命哲学》、《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詹姆士底宗教哲学》、《国际间两大学术团体》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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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新儒学批判
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学生一般都要受洗入教。方东美不但不肯入教，还多次批评校政，致以教授会议决定开除他的学籍，但遭到汉密尔顿博士反对，说与其开除方东美这样的高材生，勿如开除金陵大学。
１９２１年，因校长波尔德温的赏识，送美国深造。先入威斯康辛大学，中途转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年，专攻黑格尔哲学，后又回到威斯康辛。
１９２４年，以《英美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同年秋回国。
回国后，方东美执教于武昌师范大学，讲授西洋哲学。
是时，熊十力亦在该校任教，两人遂结下友谊。
１９２５年，因目睹“少中”内部分裂，会员由同志转为政敌，颇多感叹，决意远离政治。是年８月，转赴东南大学，任